海德堡大学古典考古学研究所的主任迪亚曼蒂斯·巴拿吉托普洛斯（Diamantis Panagiotopoulos）曾指出：“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通常是帝国稳固的基石，它与杰出的领导者以及先进的军事装备一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表明了在一个帝国的成功治理中，行政管理不仅仅是一项工具，更是支撑帝国运转的重要支柱。

奥斯曼帝国设立埃及帕夏这一职务，成为了其治理埃及的一个关键政治举措。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塞留姆征服了埃及，他是第一位并且唯一一位亲自踏足埃及的奥斯曼苏丹。然而，尽管他来到了埃及，他并未直接负责治理，而是通过任命一位埃及帕夏作为总督来进行代理治理。同时，他还派遣了5000多名奥斯曼士兵组成的土耳其军团，驻扎在埃及以保护其控制，并为这支军队支付军饷。

因此，埃及帕夏的角色实际上相当复杂，不仅是苏丹在埃及的代理人，还肩负着许多重要职责。他既要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利益，又要充当中央政府政策和法令的传递者，确保法令的执行。他的职责不仅限于行政管理，还包括军事、司法、税收等多个方面。他需要管理征税、维持社会秩序，并保证帝国在埃及以及其周边地区（如红海、希贾兹、也门和埃塞俄比亚）战略利益的实现。此外，埃及帕夏还需负责组织保护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并向麦加和麦地那提供埃及的粮食。然而，尽管苏丹亲自任命帕夏，他们对埃及地方政务的控制常常并不牢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埃及的实际情况不熟悉，并且语言差异使得这些外派的总督难以完全理解当地的复杂局势。这种“名义上治理”的方式，导致了埃及的政局动荡。统计数据显示，在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埃及的280年间，帕夏的更换次数超过了100次。

在1517年至1522年间，马穆鲁克的哈伊尔（Khair Bey）成为了奥斯曼帝国任命的首位总督，尽管当时并未正式称其为帕夏。哈伊尔去世后，埃及爆发了叛乱，奥斯曼苏丹苏莱曼派遣艾哈迈德帕夏（1523-1525）来镇压叛乱。艾哈迈德帕夏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三任埃及总督，他是切尔克斯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叛徒”。自此，所有派往埃及的总督正式被称为帕夏。

艾哈迈德帕夏的统治风格异常暴虐，他的统治不仅未能赢得埃及民众的支持，反而加剧了当地的政治不安。通常情况下，帕夏完成埃及的治理任务后，通常会被晋升为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首相），但艾哈迈德却未能顺利升迁，他反而联手马穆鲁克反抗奥斯曼苏丹的统治，力图建立埃及的独立政权。在他短暂的任期内，艾哈迈德对高级官员和军官实施了严酷的清洗，将亲信安插到近卫军中取代苏丹的旧有亲信。他甚至宣称自己是“拯救者”，声称与马穆鲁克有着相同的血统，并对曾参与叛乱的马穆鲁克和贝都因人给予赦免，放出囚犯，并将部分税务土地交给马穆鲁克上层分子，实际上为自己的统治铺路。1524年，艾哈迈德公开叛乱，宣布自己为苏丹，并开始在每周五的祈祷中提及自己的名字，并在硬币上印上自己的头像，试图脱离奥斯曼的控制，宣布自治。然而，由于其暴虐的统治，艾哈迈德最终并未能获得人民的支持，1525年，在一次本土暴动中死亡。

艾哈迈德的叛乱及埃及政局的动荡使得奥斯曼苏丹意识到，埃及的治理模式迫切需要改革。于是，苏莱曼大帝决定派遣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赴埃及进行政治军事重组，并颁布了新的帝国法令（Qanun-Name），建立新的治理体系，力求杜绝类似的叛乱再次发生。

根据新法令，埃及的三角洲和上埃及被划分为14个省，每个省由一名政府代理人管理，并对帕夏负责。帕夏将依照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制，通过“迪万”或“国务委员会”来开展工作，每周召开四次国务会议，讨论重要事务。参与会议的人员包括近卫军团的领导人、地方宗教和商业领袖、奥斯曼大法官卡迪以及其他重要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一制度为埃及的行政管理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特色，体现了奥斯曼帝国在治理上的精细化和规范化。

在军事方面，法令还包括了军队的重组以及对埃及农民的保护措施，明确禁止对费拉欣（埃及农民）的敲诈勒索。此外，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军队也经历了重组，马穆鲁克组织成独立于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的军队，成立了七个不同的军团，其中包括近卫军、安纳托利亚步兵、装备枪械的西帕希骑兵等不同类型的军队。这一改革不仅增强了奥斯曼苏丹对埃及的控制，也使得埃及的军事体制得到了加强。

易卜拉欣帕夏同时结合埃及的实际情况，采取了镇压与拉拢并行的策略。对那些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马穆鲁克势力和少数贝都因部落，易卜拉欣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将其处死或流放。而对于那些归顺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易卜拉欣则给予奖励和补偿，确保帝国统治的民众基础稳固。被征伐或叛乱中财产被没收的人们得到补偿，债务累积的人也获得了释放，国家也重建了因战争而破坏的基础设施。

易卜拉欣帕夏加强了对包税人的管理，并恢复了农田的耕种，确保帝国的税收稳定。此外，他还引入了复杂的监督与平衡体系，以确保帝国中央政府对埃及的控制不被削弱。帕夏每年向伊斯坦布尔缴纳固定的税额，并根据要求承担奥斯曼帝国对圣城的义务，这些制度有效保障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在易卜拉欣的治理下，埃及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埃及帕夏的任期一般为一年，为了避免地方势力自立门户，奥斯曼帝国规定帕夏在埃及的任期不能超过两年，但某些情况下也会延长。甚至存在个别特殊情况，如苏莱曼帕夏（1525-1538）和达乌德帕夏（1538-1549）长时间执政的情况。此外，宦官政治在埃及也有一定的影响，许多宦官被任命为埃及的总督，这也使得权力的继承更加集中。

除了在行政管理上有所建树，许多埃及帕夏在经济、宗教和文化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们在宗教方面的举措，不仅增强了他们的宗教威望，也巩固了其统治地位。在开罗，许多帕夏修建了宗教建筑、清真寺、慈善基金会等，并通过这些行为加强与民众的联系。穆斯塔夫帕夏（1560-1563）便通过建造住宅并捐赠收入给宗教基金会资助慈善事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