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是实施土司制度的关键时期。尽管从明朝初期就已开始进行广西土官的改流工作，但初期的效果并不显著，且其后还恢复了土官对地方的管理。两广总督兼巡抚都御秦竑曾向朝廷报告广西土官的状况，明孝宗回应称：“今后凡各土官有事，或互相仇争，尔即听总兵官差委，往彼地方审其事机，从其土俗，道之以礼法，谕之以祸福，示之以朝廷之恩威，务使其心晓然开悟，帖然信服，仇怨以息，地方以宁。”

广西地区的主要问题在于土官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是通过流官的指令宣讲朝廷的恩威，借此开化土官，消除冲突。若只是任命流官，可能会引起非汉族群体的不满，进而导致“动乱”。但若继续依赖土官来治理，非汉族群体通常会更加信服，且不易叛乱。因此，土官制度不应被完全废除。随着土官力量的壮大和非汉族群体的壮大，它们将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令朝廷感到忧虑。因此，朝廷通过在非汉族群体聚集地设立流官来对土官进行制衡，以达成共同治理的目标。

王阳明在其调令中提到，朝廷差遣将领时，会授予土官令牌，让他们领兵，并负责具体的剿抚任务。朝廷通过这种间接的管理方式，授权土官执行命令。这种方式既体现了朝廷对土官的信任，又彰显了土官对朝廷的忠诚。在桂西北地区，明朝官府经常征调土官、土兵来平定地方叛乱，同时，对那些有功的土官、土目、土舍给予奖励，进一步体现了“以流制土”的有效性。

对于那些桀骜不驯、暴虐的土官，朝廷除了派遣流官监督之外，还会在必要时进行惩罚，以维护朝廷的威严。以桂西北地区的永定长官司土官韦萌发为例，他在处理地方案件时，对僮人施行酷刑，割去了其耳朵。按理应受到惩罚，并被发配到边疆。尽管韦萌发并非汉人，不能依照汉法惩治，但他也没有逃脱处罚。最终，流官将韦萌发判入监狱，且他与家仆都遭受了杖责。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韦萌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最终顺服，桂西北地区得以恢复安宁。

此外，嘉靖年间，担任庆远府知府的王桥，在离任后，庆远府士人杨梁在《去思碑记》中提到王桥与土官之间的良好互动。碑文中提到，“又振励邓、韦、彭氏三土酋，与六堡控郡四隅，各扼贼冲。”这显示出，流官在管理此地区时，仍然需要借助土官的力量来维护地方安定。综上所述，明朝通过设置流官和土官共同治理非汉族地区，确保了地方的稳定与治理。

一方面，朝廷通过指令将谕令交给土官，由他们负责执行；另一方面，朝廷设置流官职位，由朝廷任命官员监督和控制土官。在这一过程中，流官在非汉族地区发挥着协调作用，确保土官不能独占权力，且受到制约。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在流官管理的地区，能够免于土官的压榨，获得更多保护。

明朝的流土结合政策在非汉族群体地区具有重要作用，既增强了朝廷的权威，又促进了汉官与土官的合作与交流。雍正年间，清朝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之后，清廷任命流官管理西南地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1729年，东兰土州被一分为二，东兰州由清廷任命的流官进行管理，而东兰土分州依旧由土官管理。钟文典认为，鄂尔泰采用了灵活的改土归流方式，使改流后的百姓生活更加安定。

在乾隆时期，尽管广西依然存在47个土司地区未改流，但这些地区已处于流官的严密控制之下，不仅由道台和知府进行管理，还在土司地区设置了流官佐贰，称为“汉堂”，大大削弱了土官的司法权。关键案件由流官负责处理，且在复杂的案件处理中，流官、土官及其助手会联合行动，共同调查，以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清朝的流官承审制一方面削弱了土官的司法权，另一方面加强了汉官与非汉族群体的互动，逐渐使他们受到汉官的影响。这一制度在明末已初具雏形，到雍正年间，成为正式制度。

土民因无法忍受土官的暴政，往往会推举声望较高的绅士来处理争议，逐渐演变为土民的投诉。直到鄂尔泰管理西南地区，朝廷开始采纳流官承审的建议，以更好地监督土官并分割其权力。在一些土司地区，由于汉奸的煽动，土民发生了叛乱。大多数土民秉性淳朴，安于农耕，害怕见到官员。土民的叛乱，往往是被汉奸所激发。官府的查处重点转向汉奸，并在土司所辖地区对湖广、江西等地的外来人口进行详细调查，确保社会的安定。

因此，汉人与僮人之间的关系复杂，但总体而言，僮人和汉人的关系相较于瑶人与汉人的关系较为融洽，僮人地位和汉人差距较小，融入社会的速度较快，最终成为了与汉人更为紧密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