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与陈永贵，都是在“文革”时期从基层快速升迁，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高级领导。然而，这两人之间的性格差异，以及他们最终的命运，展现了他们不同的历史轨迹。

1977年9月，吴桂贤主动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返回她的原单位西北国棉一厂。之后，她逐步升职，1978年再度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担任该厂党委副书记和工会主席。1988年，她又去了深圳，成为深圳外贸集团与港方合资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而陈永贵则在1980年9月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未能回到他曾经的故乡——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甚至他的接班人郭凤莲也被调离了大寨。1983年，他终于得到了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的职务，但由于患癌症，三年后于1986年3月去世。

吴桂贤和陈永贵能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从基层跃升至中央高级职务，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他们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这背后也反映出历史中底层人物崛起的独特路径。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来自底层的英雄人物，如姜子牙、百里奚等，都有着类似的晋升过程。姜子牙曾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老人，72岁时依然是个贫困的牧羊人，直到遇到周文王，被任命为太师，最终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百里奚原本是一个奴隶，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换回，最终成为秦国丞相，辅佐秦国崛起，最终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然而，陈永贵和吴桂贤的晋升，与历史上的这些王侯将相们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迅速晋升并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的成就，而是代表了背后的群体——陈永贵代表了农民群体，吴桂贤代表了工人群体。这一点与姜子牙和百里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辅佐帝王，而是代表特定阶层参与政治。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姜子牙和百里奚通过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见识，在国家政权中成为了核心的主政者，并亲自主持治国理政。而陈永贵和吴桂贤虽有突出的个人能力，但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多为副职，主要起到了辅助、参谋或监督的作用，不能独当一面。

那么，为什么陈永贵和吴桂贤的晋升与历史人物有所不同？他们的快速升迁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一切可以从1945年黄炎培与毛主席在延安的著名对话中找到线索。黄炎培在与毛主席的长谈中提到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周期律，即政权的兴衰循环，毛主席则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避免政权腐败和失败。毛主席提到，“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为新中国建立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提供了思路。

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上，体现了“人人负责，避免政权腐败”的理念。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开国领袖们都从过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制定新的治国方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通过发展经济和普及文化，培养民众的民主精神。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逐步实现。最初，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缺乏民主意识，因此，党通过提拔一些来自基层的劳动模范进入政府，以此代表民众参政议政。这一举措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民感受到民主的力量，也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吴桂贤、陈永贵等人的晋升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阶段对民主政治追求的体现。尽管他们都最终回到原点，吴桂贤的辞职、陈永贵的病逝，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和民主建设的初步探索。这一过程虽有遗憾，但也为后来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监督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