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876年12月1日深夜，上海虹口码头，一艘英国邮轮正缓缓驶离港口，启程前往遥远的英国。此时，一位年约六十的中国老者正踏上了七万里漫长的旅程，他名叫郭嵩焘，是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公使。

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上，他的航程如同他肩负的使命一般充满着曲折与挑战。大海茫茫，风云变幻，正如郭嵩焘所面临的重重压力与责任。

一年前，发生了一起震惊中英两国的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带领的武装“探险队”在云南边境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并因此丧命。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为后来的外交风波埋下了隐患。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此事件，迫使清政府签署了《烟台条约》，其中一项要求便是派遣钦差大臣到英国向英方“道歉”，并设立驻英公使职务。

在今天，国家间互派使节已是常规事务，但对于大清朝而言，派遣常驻使节更像是天方夜谭。比起条约中要求的巨额赔款和开放更多通商口岸，这一条几乎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时的清朝，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使得这种行为几乎难以接受。中国自古以来只与周边的藩国维持“宗藩关系”，而对等的外交关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明朝时期，中国的使者到朝鲜时，甚至被称作“天使”，体现了中国对外的高高在上的态度。

这种外交观念深深植根于清朝的传统思维中，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仍然坚持“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一条约条款，是他与外部世界的最大让步之一。此后，英国使团与马戛尔尼的历史冲突，直接导致了英法联军的侵华，并最终通过武力强行实现了外国公使的常驻。

贰

时光荏苒，十六年悄然流逝。大清的皇帝更迭从咸丰、同治更换为光绪，但朝野上下的思想依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派往西方担任大使依然被视为耻辱之事，是“礼仪之邦”沦为“蛮夷之邦”的象征，是一场丢失名节的国耻。

作为第一位走出国门的中国外交使节，郭嵩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在他被任命为出使大臣后，四面八方的批评与指责铺天盖地而来。郭的家乡湖南士绅愤怒不已，认为他出洋等同于背叛，认为他与外国鬼魂为伍，甚至扬言要摧毁他的住宅。名士王闿运还创作了一副辛辣的对联，公开抨击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与郭嵩焘同为湖南名士，并且是重要的湘军人物，二人本有着深厚的友谊，但王闿运竟以如此尖刻的言辞与郭疏远，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严苛。相比之下，慈禧太皇太后显得相对清醒，她在郭嵩焘出发前召见他，劝诫他要忍受外界的非议，不要让他人的闲话影响自己的决心。

“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们，他们不过是局外人，不明事理，你不要在意，皇上会知道你心中的想法。”

朝廷之所以选中郭嵩焘，除了因为没有其他高官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外，更因为郭是公认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他自年轻时便开始接触西学，且在参与镇压太平军、协助曾国藩军务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1875年，李鸿章再次推荐他出任福建按察使，并鼓励他大力推广洋务。在他撰写的《条议海防事宜》中，郭嵩焘批评仅仅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不能强国，强调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提出要在这些领域进行学习。

郭嵩焘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洋务派”，他主张不仅要模仿西方的器物，还应仿效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明，这一观点为20年后的“戊戌变法”打下了理论基础。然而，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思想不仅是孤独的，也是极为危险的，最终导致了郭嵩焘悲剧性的命运。

叁

1877年1月下旬，经过几个月的航行，郭嵩焘终于抵达伦敦。根据朝廷的指示，他将一路上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命名为《使西纪程》，并通过总理衙门在中国出版。

在书中，郭嵩焘详细描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政治制度、现代教育和科学成就，特别赞扬了西方的政教体系。他提到伦敦的街道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宫殿的建筑之美更是无与伦比。通过这些描写，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大清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甚至批评中国的落后。

然而，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郭嵩焘在为西方“抬轿”，并指责他丧失国体。部分士大夫甚至要求立即将他撤职。有的批评他媚外，认为他心怀二心；有的认为他崇洋媚外，堕落成了“洋奴”；更有许多人担心，这样的言论会动摇大清的执政基础，影响民众的国家自信。

尽管在朝野激烈的舆论风波中，李鸿章明确表示支持郭嵩焘，认为《使西纪程》具有很高的见解，能够拓宽官员们的视野，但最终清廷还是决定销毁这本书，并禁止其传播。因没有合适的人选替代，郭嵩焘并未被召回。

曾国藩曾评价郭嵩焘的著作时表示：“郭嵩焘著述才华超群，但也太过书生气，缺乏实用。”这句话的意思是郭嵩焘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政治环境。

肆

既然郭嵩焘被指责为“汉奸”，那一定会有一位“爱国者”挺身而出，这个人便是郭的副手——刘锡鸿，著名的反洋务论者。

刘锡鸿坚信“华夷大防”的观念，并认为商业发展是“舍本逐末”的行为，他批评道：“如果政府官员变成商人，国家便会多出许多愚民和盗贼。”因此，他视郭嵩焘为“背叛者”，他从郭嵩焘出国之日起，便在暗中监视并收集郭的一举一动，企图抓住其“有失国体”的言行。

最终，郭嵩焘的“茶会”事件成为他被解职的导火索。这一茶会本是按照西方外交惯例，由郭嵩焘举办，以回礼于其他国家的使节。令人惊讶的是，郭让姨太太梁氏接待外国女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在外交场合上露面，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一行为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认为郭嵩焘此举违背了中国传统，严重“败坏了国教”，最终他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于1879年1月离开伦敦，解职回国。

伍

郭嵩焘的最大“罪过”是他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大清的全面落后，并坦率地指出这一点。如果他只是赞美西方的物质成就，或许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但他却不遗余力地表扬西方的政治和文化，认为西方不仅在技术上先进，甚至在精神文明层面也优于中国。这一论调动摇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触动了朝野根深蒂固的自尊心。

相比之下，刘锡鸿则显得更加老练。他私下里频频称赞英国的制度和文化，认为英国是一个人心安定、制度和谐的国度，但他在公众场合却与之截然不同，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这种“两面三刀”的外交策略，也正是清朝外交的普遍困境——明明知道世界的真相，却只能在国内打“蒙太奇”般的保守剧，避免直面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