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的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成为华夏联盟的盟主。其子夏启在推翻伯益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而商族则成为夏朝的一个诸侯国。然而，四百年后，夏桀的暴政导致商汤替天行道，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

然而，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夏朝与商朝并非前后相继，而很可能是同时并存的。此外，商朝实际上是虞朝的延续。接下来，我们将从考古角度分析这一观点的依据：

关于商朝的起源，学界一直有两种主要的说法，即“东夷说”和“北方说”。

“东夷说”主要有三个依据：首先，《左传》曾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商契）居商丘”，这表明商契的都城位于今日的河南商丘；其次，商人崇尚玄鸟，属于鸟类崇拜，东夷人也有相似的崇鸟习俗，其中东夷的首领少昊是百鸟之王；最后，在商朝灭亡之后，周人曾将商人封到其故地宋国，宋国的都城位于今天的商丘睢阳区。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寻找先商遗址的研究。尽管在河南商丘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却没有发现令人满意的先商遗址。与此相反，在河北和河南北部却相继发现了多个先商遗址。

例如，石家庄的平山西门外遗址和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在评价后者时，有学者指出：“这次先商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且实物的证据表明滹沱河流域的石家庄区域是商族的发源地。”

此外，在河北石家庄与河南濮阳之间，考古学家发现了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其代表遗址为位于邯郸市的北羊井遗址。而在河南濮阳，发现了横跨龙山时代、夏商周时期的高城遗址。考古学者还在濮阳与郑州之间发现了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

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商族是在逐渐南迁的过程中，最终逼近了夏朝的核心地区——伊洛地区。

通过对先商遗址的考古挖掘，我们也能够探明商契的都城究竟位于何处。《史记》记载商契的都城为“商丘”，然而商族逐步南下，直到夏朝晚期才扩张到伊洛地区，因此商契的都城不太可能在今天的商丘，应该位于商族南迁过程中的濮阳。

《史记》还指出，商周的始祖是帝喾，商契和周的后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根据先秦文献的不同记载，《国语》称商族的祖先是帝舜，而《礼记》则称商族的祖先为帝喾。由此可以看出，商朝的始祖可能既是帝舜，也可能是帝喾，甚至可能两者为同一人。

《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二十九年，帝命子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包括《史记》在内的其他史料均明确指出帝舜的儿子商均被封于商地。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帝喾与帝舜是不同的人，那么帝喾应当在先封商契于商地，而帝舜则封义均，表明商契已经灭国。但甲骨文和其他文献明确记载商契并未灭国，而是其后继者建立了商朝。这说明帝舜如何封义均于商？

甲骨文中有对“高祖夒”和“高祖夋”的记载，其中“高祖夋”指的就是帝俊，即商族的始祖。东晋的郭璞在注解帝俊时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因此可以推测帝俊与帝舜是同一人。

由此可见，帝舜、帝喾、帝俊实际上是同一人，是商族的祖先，而帝舜则是虞朝的统治者，商族自然也继承了虞朝的统治。因此，商族并非从夏朝获得统治地位，而是自身起源于虞朝，并逐渐发展壮大。

如今，濮阳被称为“帝舜故里”，并且考古学家在濮阳高城遗址的发现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朝出现之前，帝舜的商族已相当强大，且都城可能位于濮阳。那么，当帝舜去世后，商族如此庞大的力量会甘心臣服于夏族吗？考古学的证据似乎并不支持这种可能。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之处：二里头遗址位于尧舜与商代之间，属于夏朝时期，但其早中期并未展现出“广域王国”的迹象，而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直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才表现出像一个大王朝的气象。那么，夏朝中期前期到底在哪里？

新密的新砦遗址是公元前2050年至前1750年左右的遗址，发现了城墙、壕沟以及大量精美的玉器和铜器，表明这可能是当时的都城。该遗址有着浓厚的东夷文化特征，专家推测它与后来的历史事件——后羿代夏、太康失国等有关。这一发现暗示着新砦遗址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而非广域王朝。

因此，可以推测在夏朝的中期之前，它可能只是一种地方性的政权，而直到中期后才逐渐成为强大的广域王国。

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的发现显示了商族逐渐崛起的过程，至今已发现20余个遗址，分布广泛。从这些遗址中可以看到，商族在王亥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实体，并与夏朝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