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曾国藩，作为晚清时代的两位著名政治人物，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们两人年纪相差不大，曾国藩比左宗棠年长仅仅一岁，且同为湖南人，两人也在同一历史时期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崭露头角，事业声望可谓旗鼓相当。然而，尽管如此，在后期的历史记载以及坊间传闻中，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我们不禁要问，左宗棠的崛起是否与曾国藩有不可忽视的关系？他们之间到底是谁对谁有恩？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决裂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从时间角度来看，曾国藩和左宗棠曾共同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时间足以让他们建立深厚的友情。然而，最终，这段友情因为某个关键事件的发生而宣告破裂。在学识上，曾国藩是进士出身，而左宗棠则是举人。虽然二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然而进士出身在古代官场中有着比举人更为优越的地位。尽管左宗棠最终成为高官，但因他缺少进士的身份，仍时常被旁人作为话题来调侃和议论。作为同为湘军领袖的二人，这种差距无疑是左宗棠心中最难以释怀的痛点。

从个人品质上讲，曾国藩的人品和胸怀常常被人推崇，他以“成人之美”著称，擅长发掘并培养人才，也从不阻碍他人的上升之路。从这一点来看，曾国藩的确可以被视作一个有格局的君子。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左宗棠的崛起，曾国藩的作用似乎只是“顺水人情”。左宗棠的成功，更多地归因于他本人的能力与努力，这与李鸿章依赖曾国藩的情况截然不同。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家世也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但左宗棠出身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家庭，而曾国藩的家庭背景则远为显赫。左宗棠因为家境困顿，早年就入赘他人，这对于他这样的一位男儿，尤其是性格刚烈的左宗棠来说，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苦衷。而曾国藩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在仕途之前几乎衣食无忧，专心治学，无需为生计担忧。

左宗棠的思想深受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使得他不仅充满爱国情怀，还在实际操作中追求实效。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让他成为了真正的民族英雄。而相比之下，曾国藩则从小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专注于功名利禄，虽然他个人能力强大且自律，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极度约束和规则的基础之上。正是这种“有规则必有收获”的思想，使他一步步走上了巅峰。

总结来看，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人生信仰上。左宗棠的信仰是“先爱国后忠君”，而曾国藩则表现出对皇权的忠诚，而非对国家的忠心。正是这种根本的差异，成了两人关系恶化的根源。

左宗棠虽然起步较晚，但他的人脉和背景不容小觑。虽然许多人认为左宗棠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事实远比这复杂。比如，左宗棠在进入官场之前曾是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的幕僚，且这两位巡抚对他极为信任。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崛起，背后实际上有左宗棠的诸多贡献。湘军能够从湘潭出征，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调度，几乎都由左宗棠一手安排。这使得尽管左宗棠没有正式官职，他在湖南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此外，左宗棠在仕途上的另一项重要联系是与两江总督陶澍的亲戚关系。陶澍是清朝的重臣，而左宗棠与陶家联姻后，深得陶家的支持。陶家的势力远胜于曾国藩，这一点足以让左宗棠在朝廷内站稳脚跟。因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支持，实际上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随着湘军战事渐入佳境，曾国藩的权力逐渐扩大，但清政府为了制衡曾国藩，选择了左宗棠为对手，并在他升任闽浙总督时，直接跳级提拔。这一举动让曾国藩颇感不满，而左宗棠的性格本就刚烈，升任后便与曾国藩产生了更多摩擦。

最终，二人关系的决裂与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之死有关。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攻克南京后，部队大肆抢掠，曾国藩在事后为其辩解，甚至称洪天贵福死于乱军之中。然而，左宗棠明确表示，洪天贵福并未死于战火，而是在逃亡过程中被杀，这一反驳使得曾国藩颜面尽失。此后，二人断绝了所有联系。

虽然如此，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却送上了一副挽联，简短而真挚，表达了他对曾国藩的深厚感情。或许，正是这种复杂的情感，说明了他们虽有分歧，却也有难以割舍的纽带。

曾国藩虽然在晚年已不再参与政事，但他的影响力依然深远，特别是在李鸿章等继任者的政策上，曾国藩的理念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左宗棠则更多地集中精力在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上，最终成为了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