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王朝的兴衰更替，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新兴政权的第一步，往往是通过重建法理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正当性，这种法理的建立通常包括找到一个表面上合理的借口，借此推翻现有政权，向民众证明自己才是“正统”的延续者。

在古代，不同政权更迭的“法理”基础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替天行道，替受苦的百姓伸张正义，通常用“吊民伐罪”作为借口；第二类则是打着“灭亡不法政权”的旗号，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他们以灭宋为名，意图恢复元朝后裔的荣耀；第三类则是以“天命已尽”为由，迫使现政权禅让，像东汉和隋唐的灭亡，便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完成的。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在灭商前所发布的动员令。在其中，周武王提到纣王“俾暴虐于百姓”，似乎表明武王伐纣正是以“替民伸冤”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寻找合法性。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周武王所提到的“百姓”与后来的秦汉时期所指的“百姓”并不相同。商周时期的“百姓”指的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多生、百生”的后代，也即指代的是除王族外的其他宗族支系。实际上，这个词更多的是指代诸侯或王室的旁支，而非普通民众。所以，周武王的伐纣，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吊民伐罪”。而且，“俾暴虐于百姓”这一出兵理由，在周武王的动员令中，也并不是最重要的理由，而是列为最后一条。

那么，周武王究竟以什么理由发动了这场战争呢？《牧誓》中列举了纣王的多项罪状，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条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也就是指纣王听信妇人的话，不再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听信妇言虽然是批评的一部分，但关键并不在此。商朝本就有妇女参与政治的传统，像妇好这样的女将军不仅能带兵出征，还能代替商王举行祭祀。因此，问题的核心是纣王未按时祭祖，这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性的大问题。

在商周社会，祭祖不仅是宗教仪式，也是政治大事。周武王所提及的“百姓”并非指普通民众，而是贵族阶层。因此，周武王的批评，若以纣王不祭祖为由，显然更具政治意义。对周人来说，祭祖是国家安定的重要保障，而武王在此提出问题，目的正是为自己出兵提供正当性。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等地发现了大量甲骨卜辞，这些甲骨的内容透露出商朝和周朝之间复杂的关系。某些甲骨中出现了“衣王”一词，指代的正是商王。显然，周原地区的甲骨卜辞并非出自商朝，而是出自周朝，这也间接证明了周王室的历史背景。

更为直接的证据表明，周原的甲骨具有周人制作的明显特征，而其中包含的内容与周文王的占卜活动直接相关。这表明，周文王在当时已经有了灭商的计划，并通过这些占卜来确认自己的行动是否会成功。

更进一步，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商朝和周朝之间，存在着长达数百年的血缘和政治联姻。这一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周文王会在祭祀商朝先王时寻求庇佑，实际上，他是以殷商母族的后裔身份祭祀商朝的先祖，意味着他与商王室有着深厚的联系。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周文王在祭祀商朝的先王时，并没有显得突兀或不合适。在周文王看来，自己才是受祖先庇佑的正统继承者，而纣王则是偏离正道的背离者。

这一切考古发现表明，商朝和周朝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敌对，而是存在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种深厚的联系，也为后来的周朝提供了正当性，而周文王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