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仰的人物。他不仅因为参与了与康有为一起推动的“戊戌变法”，更因其崇高的道德标准和人格力量令人钦佩。在历史上，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比较常常提到，在变法之前，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但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逐渐远远不及梁启超的成就。康有为晚年急于追求名声和财富，渴望享乐，而梁启超则坚守道德原则，专心致志于学术，特别是在文学、历史、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梁启超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子女的教育。梁思永、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等子女的卓越成就，彰显了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梁启超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独到之处，他并不单纯地给出条条框框，而是善于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他常通过写信与孩子们交流，以朋友般的语气与他们沟通，帮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走上正确的道路，不断进步。

特别是在梁思成年轻时，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由于时局动荡，梁思成在异国他乡感到焦虑与迷茫，心中有种对人生意义的疑问，他担心自己作为一个画匠没有办法对国家、社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觉得自己正浪费青春。人生的迷茫时刻，谁没有经历过呢？幸运的是，梁思成有一个睿智的父亲。

梁启超给儿子写信时，用李白与杜甫、姚崇与宋璟等历史人物的例子，阐述了“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无论文化还是经济，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道理。梁启超告诫梁思成，不要胡思乱想，应该“埋头去做”，因为只要全力以赴，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梁启超曾表示：“我一生最佩服曾文正的两句话：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补充道：“未来的成就，想再多也没有用，过于焦虑只会让自己不安。我们应当脚踏实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最终能达到哪里就是哪里，这样就能心安理得，社会也一定能从中受益。”这些话给梁启超的子女们以深刻的启发，他希望他们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八个字深深触动了我，它解答了我一个思想上的困惑。曾经，我常常因为过于在意外界的期待与结果而失去信心，内心总是摇摆不定，这样做事总是患得患失，效率低下，甚至有时会前功尽弃。但现在，我明白了，人生应该像“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样，不要总想着结果，而是专注于当下的努力。

这些话来源于曾国藩，他曾在年轻时向理学大师唐鉴请教学习。唐鉴传授了他“静”字诀，并送给他一本《畿辅水利备览》，并附上了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曾国藩深受触动，把这句话挂在家中时刻自勉，但他稍加修改成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种微小的顺序变化，却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思想。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和“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两句话，虽然看似相似，但内涵却大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埋头苦干，虽然不问结果，却仍然潜藏着对结果的期望；而曾国藩的改动则更加深刻，强调我们不应再思考结果，专注于过程，哪怕是微小的努力，也要全力以赴。这种心态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这种思维方式极具大智慧，曾国藩的做法和心境，正是大成者的风范。它让我意识到，不该总是过度关注外在的因素与结果，而是要在当下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认真付出，至于结果如何，顺其自然。

我曾经总是过于焦虑，总想要知道自己所有努力是否有回报，但事实是，只有专心做事，才能真正做到“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茅盾也曾说过：“在命运的网里，人们的努力未必能如愿以偿，但这种命运观中蕴含着奋斗不止的精神。”我们应当像曾国藩那样，即使明知某些事情可能无法实现，仍然全力以赴，不求结果，只求问心无愧。

“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曾国藩常说，做事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剩下的交给天命。我们做任何事，都应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任何努力，终将积累成就。梁启超认为：“天下的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能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尽力去做，便是最为出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