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赵、胶西、胶东、甾川、济南等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联合发动了席卷整个东方的叛乱，这一事件史称“七国之乱”，因为吴国和楚国是主要的反叛力量，故有时也被称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刘启面对叛军的强大攻势，一度手足无措，甚至在急功近利的情况下，听信了权臣袁盎的谗言，决定以牺牲御史大夫晁错为交换，试图以此博得吴楚的退兵。然吴王刘濞岂会甘心罢手，所谓的“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刘濞为这一天准备了三十年，诸侯们非但没有退兵，反而认为景帝的举措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刘濞甚至公然自称东帝，企图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这一切直至此刻，汉景帝才猛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以武力平定叛乱。经过三个月的战斗，这场震动整个帝国的叛乱最终被迅速平息。七国的诸侯王均遭致死亡，意外的是，未曾参与叛乱的齐王刘将闾竟也饮毒自尽。刘将闾为齐王刘肥的第八子，然而刘肥一系的山东诸王，包括济南王刘辟光、甾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都直接参与了这场叛乱。那么，作为刘肥一脉的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城阳王刘喜为何没有参与其中？为什么齐王刘将闾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追溯并深入探讨。

要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首先需要回顾刘邦分封诸王的历史背景。当年，刘邦在消除异姓诸侯后，面对广大的疆域，意识到难以控制。因此，他认为异姓王无法完全信任，只能利用，且错误地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的原因。为了确保政权稳固，他开始陆续分封九位刘姓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并与群臣定下誓约“非刘氏不王”，此举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提供了一项重要措施。

这九个刘姓诸侯王分别是：堂兄刘贾为荆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侄子刘濞为吴王；庶长子刘肥为齐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恒为代王。西汉王朝当时拥有54个郡，九位同姓诸侯王占据了39个郡，而只有15个郡归中央政府直接统辖。人口上，西汉政府仅统治了全国277万户中的97万户，约45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二的汉族人口都由这些同姓诸侯王的统治所覆盖。

在刘邦生前，尽管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尚未完全成型，但他们已具备相当的地方权力。刘邦曾担心吴王刘濞的强大，但考虑到其能力与背景，最后仍决定封其为吴王。然而，刘邦曾在心里产生过悔意，尤其是在看到吴王刘濞的盛大富贵后，他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疑虑。历史记载表明，刘邦在吴王刘濞的封号仪式之后，曾表示“再过五十年，或许有人将在东南发起变乱，难道就是你吗？”

刘邦的预感最终成真。吴王刘濞凭借吴地的盐铁资源，逐步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得吴国逐渐富强。文帝刘恒时，诸侯王的封地渐渐膨胀，朝廷对诸侯王的权力已经无力有效约束。刘兴居、刘长等反叛行为，正是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文帝继位后，虽然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分割封地等措施，但依然未能完全遏制住地方势力的扩张。贾谊曾上书建议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将他们的封国分割成更小的区域，以避免日后出现叛乱的可能。

然而，随着景帝刘启继位，诸侯王的力量并没有得到有效削弱。反而，景帝的削藩政策，导致了“七国之乱”的爆发。刘濞与刘戊、刘卬等诸侯联手反叛，意图通过联合军队与匈奴勾结来挑战汉廷的权威。各诸侯王的目标和动机不尽相同，使得这场叛乱无法统一指挥，导致战略上的混乱与兵力的分散。齐王刘将闾的反悔和最终自杀，正是这一局势中的重要一环。

齐国位于胶西、胶东和菑川之间，成为吴楚叛军能否顺利联军的关键所在。当齐王刘将闾最终没有加入叛乱，局势便变得更加复杂。胶西王、胶东王等反叛者认为齐王的犹豫不决可能会破坏整个计划，遂决定围攻齐国。而刘将闾在内外压力下选择了自尽，这一选择不仅使得齐国无力参与叛乱，更使得山东诸王的计划无法继续实施。

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齐王刘将闾并非单纯的自杀，而是因为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政治局势，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最终走到了这个无法挽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