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兴邦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以姜太公、管仲、晏婴为代表的齐国政治家，将廉政建设从单纯的道德约束上升为治国方略，开创了“法治为基、制度为体、教化为用”的廉政文化范式。稷下学宫汇集诸子百家，将廉政讨论推向哲学高度，形成了“以民为本、尚贤节用”的思想精髓。这种廉政传统不仅铸就了齐国冠带衣履天下的强盛局面，更是成为中华廉政文明的重要源头。

廉政，一脉相承的追求

姜太公是齐国的开国之君，也是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廉政思想主要记载于《六韬》一书中，核心内容是正己化人、以身作则、以廉选贤、以廉察吏。姜太公首次对君主明确提出廉政方面的要求，为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倡导廉政之风、实施廉政措施奠定了基础。在官吏队伍廉政建设、依法促廉、爱民施政等方面，姜太公提出了很多新颖务实的观点和措施。在姜太公的治理下，齐国很快由一个盐卤穷僻之地变为富庶殷实之国，为后来齐国称霸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利条件。

管仲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从公元前685年开始，管仲辅佐齐桓公40余年，务实变革，勤廉善政，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完成了春秋首霸的宏伟大业。管仲的廉政思想主要记载于《管子》一书中，他首次赋予“廉”全新的政治含义，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理论，创造性地把“廉”与政治联系起来，将“廉”作为治国的基本纲领。管仲辅政称霸的过程，也是对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实践发展过程。

晏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齐景公时为国相，辅政五十余年。晏婴以清廉节俭、忠君直谏著称，他的廉政思想主要记载于《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婴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廉政”的概念，倡导廉为政本，注重构建廉洁的官吏队伍，崇尚清廉节俭并躬身力行作廉洁表率。晏婴认为，为政者清正廉洁的品行如同清清流水一样，只有保持清澈，才能长久奔流。晏婴强调，廉洁是为政的根本所在，是官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做事干干净净，为官才能不怒自威。晏婴一生清廉节俭，衣求蔽体而不求华美，食求温饱而不搞浪费，住求栖身而不好奢华，车以代步而不求炫耀，为齐国节俭风气的形成作出了表率。

公元前391年，齐国进入田齐时期。齐威王、齐宣王都是有作为的君主，齐威王以“铁腕肃吏”著称，他重视法治，依靠严明的法治奖廉惩贪。他还提倡节俭，禁止奢靡，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了廉政建设。

晏婴轻车简从，以俭率下（AI制图）

标杆端正了，影子就端正

齐文化廉政思想不仅有清晰的发展脉络，还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从道德性约束、制度性预防、法治性保障、文化性浸润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健全的体系。

晏婴辅政时期，他作风简朴，以俭率下，主动降低自身出行规格，规定大夫级官员不得使用四马驾车，由此节省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改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使齐国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形成了“百官节用，府库充盈”的良性循环。

管仲主政时期推行“四民分业”政策，看似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实则暗含廉政深意。通过士、农、工、商四类职业的世袭化分工，既保证了社会生产的专业化，更从根源上杜绝了权力寻租空间。工匠不得转业为官的规定，有效切断了工商业资本向政治领域的渗透渠道。

在财政管理领域，管仲设立“轻重九府”财政体系，建立“三官”（大田、大行、大谏）相互制衡的监察制度。出土的齐国“节墨之法化”刀币显示，中央统一铸造的货币均刻有监造官员姓名，这种责任追溯机制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的铸币贪渎行为。

《管子·法禁》明确提出“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将法治精神注入廉政体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守法守令十三篇》显示，齐国法律对官员受贿设定“镒金之刑”，即受贿金额达一镒（20两）即处极刑，这种严苛立法远超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国。

稷下学者慎到提出“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法治主张，田骈倡导“齐万物以为首”的平等理念，这些思想结晶被吸收进《管子》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法治原则。临淄出土的“节墨铜斧”刑具，其形制规格与典籍记载完全吻合，印证了齐国“刑上大夫”的法治实践。

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核心场所，其廉政讨论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将廉政建设提升到了哲学高度。淳于髡“酒极则乱，乐极则悲”的讽谏，揭示出欲望节制与廉政建设的内在关联。荀子“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的理欲之辨，为廉政建设提供了人性论基础。他主张“明分使群”的礼治思想，强调“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的分配原则，这些理论建构使齐国廉政文化获得了哲学支撑。荀子用“标杆端正了，它的影子就端正”的比喻，生动阐释了上行下效的廉政传导机制。

穿越千年的生命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齐文化廉政思想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从姜太公的“廉为政本”到管仲的“以廉理政”，从晏婴的首提“廉政”，再到齐威王的“铁腕肃吏”，齐国历代君臣用他们的实践和智慧，形成了“廉为政本、勤俭持政、以法治国、以人为本”的廉政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强调了廉洁的重要性，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尽职尽责，不得以权谋私。同时，齐文化倡导节俭、勤俭精神，反对奢侈浪费，这对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国家和人民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这种廉政思想体系在当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先进性，放到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齐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厚的文化滋养。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强调廉政建设要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这与当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晏婴倡导的“节用”思想，主张节俭治国，反对奢靡浪费，对当前反对“四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稷下学者们强调的“义利之辨”，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时刻坚守廉洁底线，面对利益诱惑时，要保持清醒头脑，作出正确选择。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学习齐文化的廉政思想，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廉政的重要性，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汲取齐文化“制度防腐、道德倡廉、法治护廉”的治理智慧，对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具有特殊意义。制度防腐能够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让腐败行为无机可乘；道德倡廉能够从思想层面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抵制腐败；法治护廉则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对腐败行为形成强大威慑力。

齐文化的廉政思想，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时代的呼唤。它穿越千年而来，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从齐文化中汲取智慧，将廉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让现实社会更加风清气正。(淄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伊茂林)

来源：博览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