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志明，中国人并不陌生，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眼中，胡志明是亲华派，是与中国关系极为亲密的越南领导人。

然而，从个人情感来说，胡志明或许与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国家才是第一位的。

事实上，胡志明从来都不是一个亲华派。

他曾说过：“

我宁肯多闻五年法国人的屎，也不愿余生天天吃中国人的屎

”，甚至在内部会议上说道：“

上一次，中国人来了之后一千年才走，这次不能再这样了

”。

这就是他心中的中越关系真相。

一、胡志明的早年生涯

1920年12月，一艘法国游轮“波尔多斯”号抵达法国马赛港。

这艘油轮上有来自中国的一批学生，他们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勤工俭学生，而在这批学生中有一位注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出耀眼光芒的人，

这便是周恩来。

1921年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来法的教师张申府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同样是在这一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的组织，意在联系各殖民地的进步青年和先进力量。

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位名叫

阮爱国

的越南青年十分活跃，他早年做过海员，也游历了欧美各国，见识十分宽广。

早在1918年，阮爱国就居住在巴黎，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

是一名从事革命活动的越南进步青年，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这个阮爱国就是后来的越南国父，在中国与越南都有巨大名声的胡志明。

当时的胡志明在法国利用这个“民族联合会”来联系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青年，而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彼时的胡志明在法国共产党主办的《劳动报》上常常以阮爱国的署名发表尖锐的评论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揭露他们对亚洲各国采取的殖民奴役阴谋。

胡志明的文章观点鲜明，态度明确，用词严厉，号召力也很强，引起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的关注。

留法期间，周恩来常住的地方是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

这里距离巴黎地铁站并不远，二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塞纳河下的巴黎某处地铁站。

胡志明比周恩来年长八岁，但二人理念相同，志趣相投，这一次的见面也为两人奠定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基础。多年后，回首往昔，二人还多次提起当初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感慨时光变迁和平生之志。

胡志明与中国的结缘大概也是从此时开始。

那时候的胡志明与周恩来常常在塞纳河畔漫步，畅谈理想、畅谈抱负、畅谈法国、中国、越南和世界大势。

对于胡志明来说，中国是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那时候的他也或许并未意识到，他的一生将会与中国有着无比紧密的联系。

胡志明1890年出生在越南义安省南檀县的一个爱国的汉学儒家家庭。

他的父亲考过越南科举，也做过官，家境也还算不错，父亲给胡志明取名是阮必成，希望他能够事业有成，实现理想抱负。

但近代的越南与中国一样，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难以保持独立。早在胡志明出生前几年，越南就沦为了法国的保护国，说难听点就是法国的殖民地，失去了自主权。

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胡志明致力于救国救民，希望寻找出一条救治法国的道路。

早在1905年，年仅十五岁的胡志明还在顺华国立学校上学的胡志明就已经参加了秘密的反法组织和活动。

早年的胡志明是一个闲不住的人，1911年到法国的一家商轮做厨师的助手。

第二年，胡志明又以海员身份游历了许多国家，算是开眼看世界，极大地增长了见识。

在胡志明的革命生涯中，中国对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志明的革命事业能够成功，与其中国经历有很大关系。

二、与中国的特殊情感

在法国期间，胡志明除了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交流观点、探讨革命理想外，还认识了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等来自中国的进步青年，并介绍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

上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势中，就在胡志明1911年为了寻找民族解放之答案而出国的同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对世界革命运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影响更大。

不过，由于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信息封锁，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志明才了解到一些中国境内发生的剧变。

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对胡志明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曾说过：“俄罗斯工人阶级的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以及印度的战斗等影响到印度支那，是印度支那人民一剂良好的解毒剂”。

1923年，胡志明告别了周恩来等人，离开巴黎，前往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学习。临行前，他和中国的同志们依依惜别，各自怀揣救国之志，相信革命必将胜利，同志终会再见面。

1924年，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局的常务委员来到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圣地广州从事革命工作。

这一次胡志明化名为李瑞，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革命活动，

其公开的身份是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秘书。

那时候的广州不仅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还是国际反帝力量的重要基地，吸引了包括越南人在内的一批外国革命者。

早在1912年，越南人潘佩珠就在广州成立了“越南光复会”，而在胡志明前往广州的前一年，越南进步青年又在此成立了“心心社”。

胡志明到广州后，整合了越南的进步组织，

吸收了“越南光复会”和“心心社”等组织中的优秀爱国青年，组建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这个组织对越南革命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是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鲜明政治纲领、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

换句话说，这个组织的形成就是为建立越南的共产主义政党而做准备。

在中国，胡志明再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国共两党都声名赫赫。

时隔一年多，曾经在欧洲相识的革命者再次重逢，喜悦之情自然是难以言表，而此时的两人已经都是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声望的革命先驱和领导者。

1925年初，英姿勃发的周恩来应胡志明的盛情邀请，在位于广州文明路的一间教室里给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的精英们讲课。

除了周恩来外，胡志明还先后邀请了李富春、澎湃、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到训练班讲课。同时，周恩来还介绍胡志明及一批越南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

在那里，胡志明认识了毛泽东。

不仅如此，

胡志明还强烈希望能将一批优秀的越南进步青年送到黄埔军校学习，他们成为了周恩来的正式学生。

周恩来亲自给这些越南青年授课，为越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干部，这也为之后的越南革命斗争和越南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志明的革命生涯有浓厚的中国印记，在他和善的外表和笑容下，许多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亲华派。

只不过，思想理念或许相同，同志之间也可以志趣相投，

但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都是有国家的，他们最先忠于的也必然是自己的国家。

三、胡志明并不亲华

作为越南国父，胡志明可以说是一手缔造了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领导越南人民取得了反帝斗争的胜利，赶走了法国殖民者，打败了美国扶持的南越傀儡政权和美帝国主义。

越南的革命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离不开中国同志的帮助，而胡志明本人又是一个中国通，且与中国的革命前辈有着很深的交情。

对于毛主席及周恩来对越南革命的大力帮助，胡志明是心存感激的，他在1961年越南《人民报》发表了《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而作》的文章。

在文中，胡志明写道：“‘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统一越南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中国成立的，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全力支持”。

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胡志明是一个坚定的亲华派。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私人的情感只能退而次之。

从这个层面来说，胡志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亲华派，他只不过是做出了对越南最有利的选择。

在革命时期，中国是越南学习的榜样，也是可以为越南提供助力的重要邻国。那时候的胡志明真心到中国来探寻解救国家的革命道路，也积极与中国的革命先辈们交好。

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胡志明和越南都受到了中国同志的许多照拂，

中国无私地帮助越南抗拒法国殖民者及美国侵略者，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可谓是兄弟般的友谊。

但是，胡志明在1945年建国后就坚决废除了汉字。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越南，汉字和中华文化在越南有深远的影响。

越南不仅学习中国的建筑，使用中国的文字，甚至还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且比中国更晚废除科举。

废除汉字后，也相当于废除了越南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一个最明显的影响是很多越南人现在已经无法看懂他们祖辈的文献古籍了，

甚至是一些仍然留存下来的古建筑上的文字，越南人也不再认识。

另外，胡志明选择的接班人极度反华的。

黎笋作为胡志明的接班人，走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一改胡志明时代与中国友好的政策，与苏联交好，在境内极度反华，不仅采取了排华行动，

还悍然制造边境摩擦，最终导致了中越两国兵戈相向，从友好走向了对立，令人叹息。

胡志明难道就看不出黎笋的想法吗？

实际上，早在胡志明在世时，黎笋就表现出了亲苏反华的倾向，但胡志明仍然选择黎笋作为接班人，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中苏已经交恶，就在胡志明逝世的同一年，中

国还打响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选择黎笋也就等于是给越南作出了亲苏而反华的选择。

事实上，越南作为一个体量小的国家，非常注重实用主义，胡志明也深谙此道。

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时，越南就开始在南海搞小动作，还与苏联结成同盟。

到当今，越南仍然在中印俄日美五强之间搞复杂的外交平衡，这些也都是胡志明留下的外交手腕和传统。

所以，当胡志明能够说出“中国来了一千年才走，不能再这样”的话时，

并不足为奇，因为本质上就是为自己的国家谋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