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8年(戊寅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廿三日，设东、西长安门护军。

1760年(庚辰年，清乾隆二十五年),建东西长安门琉璃门(三座门)。

1767年(丁亥年，清乾隆三十二年),《京师生春诗意图》由徐扬绘制完成。

此画采用鸟瞰式构图，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描绘了京师的全貌。从正阳门外大街画起，由南至北为天安门、紫禁城、景山，以及西苑、琼岛等处，采用焦点透视法由大到小，位置极为精确，个别景致灵活处理。

如右下角所绘天坛祈年殿，隐现于云雾中，作品再现了乾隆时期的京师中心区域形制。

京师胜景莫不一一收入画幅之中， 数百年前的北京城如现眼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徐扬的这幅画作和画中表现的透视关系，已接近于真实的摄影图片了。

1775年(乙未年，清乾隆四十年),拆去了天安门前大清门外的长形木栅栏，改为正方形石栅栏。

概述：此举，官方说法是木质易腐；民间则传说，乾隆认为象棋盘是长的，象棋子是木的，堵着皇城禁门摆“楚河汉界”,谁欲与朕争江山?且含有“帝王富贵一局棋，终有局散势败时”的讽刺，太不吉利了。于是，易长为方，易木为石。以示江山方广坚如磐石。殊不知，围棋盘是方的，围棋子是石的。围棋仍有胜负之结局。

1780年(庚子年，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天安门南面正阳门火灾。

1860年(庚申年，清咸丰十年),天安门最早的一张影像问世。

概述：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院和艺术学院共同宣布了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从此摄影术问世。

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1789年11月18日出生于法国瓦勒德瓦兹省Cormeiles-en-Parisis,1851年7月10日逝世于巴黎。他是一名法国发明家、艺术家和化学家。他原为舞台背景画家，后发明达盖尔银版法，又称达盖尔摄影法。

1839年8月19日法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购买了其摄影法专利，并公布于世，宣告摄影的诞生。

达盖尔摄影法犹如一夜春风催开万树梨花，1840年美国人率先在纽约创办了全球第一家照相馆，此后五年间摄影术迅速传遍了欧美各大城市。与此同时去东方冒险的摄影师也把镜头对准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

一代摄影大师郎静山珍藏的一帧摄于1844年的《石牌坊》,就是法国人在中国沿海的船上拍的，由法国摄影博物馆馆长转赠给郎大师。因为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所以弥足珍贵。

应该说，摄影术进入封闭自守的中国，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结束。因此而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岛也在这次战争中被割让给英国。

之后，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使大批各种身份的洋人开始踏入这块神秘并向往已久的土地。他们在带来侵略的同时，也把摄影术传到中国。他们以摄影为手段，准确地再现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客观事物的形象，给动荡的中国留下今天难以寻觅和不可复制的影像。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伤痛未愈，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爆发。1860年的这次战争，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痛：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被焚毁、《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

费利斯·比托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进入中国的，也是第一批来到中国北方进行拍摄的外国摄影师。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9世纪20年代出生于意大利，后加入英国国籍。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作为战地摄影记者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大量的残酷战争的场景，记录了北京皇家园林的被破坏和英法联军对天津的占领，他还拍摄了圆明园没有被焚毁之前的胜景……他曾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

作为为数不多的随军摄影师，他不仅是第一位拍摄中国皇室成员的外国摄影师，也是第一位用镜头记录了北京全景(天安门地区)的摄影师。

他的这张从正阳门向北拍摄的大清门及天安门全景图，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史料。而他的天安门局部也是视角独特，给人增添了回味胜景的美感。

1861年(辛酉年，清咸丰十一年)天安门前户部两次被焚，大火三日不熄，存案悉毁。

1872年(壬申年，清同治十一年)10月16日，《伦敦新闻画报》的特派记者、英国画家威廉·幸普森亲历了同治大婚，并用画笔绘制了当时的天安门和大清门。

1875年(乙亥年，清光绪元年),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拍摄了天安门远景照片。

1889年(已丑年，清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天安门上首次悬挂上大红“囍”字。

1894年(甲午年，清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大雷雨，烈风拔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等门闩齐断。

1895年(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天安门前发生“公车上书”事件。

概述：中日甲午战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甲午一战，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也就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作为一个“维新派”的改革者，康有为来到北京。而此时又正是科举之年，外省的学子们都聚集在北京。当他们得知清政府要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各省的学子“自为单位”,分别向都察院上书，对清政府议和之举，表示强烈反对。

“数日之内，书呈纷飞，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整个天安门广场被一种悲愤而又激昂的情绪所笼罩。无论是大清门内外，还是长安左右门内外，到处都是上书的举子，他们围住官车，向这些大清的官员们发表演说，并要求他们将上书报呈朝廷。

台湾的学子们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在南方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康有为，看到学子们的举动，立于天安门广场中，慷慨陈词，号召学子们放弃省籍观念，齐心协力结成一个大联盟，要求政府拒绝《马关条约》。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最大一次群众运动。

从1895年3月28日起，有18个省1200余人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康有为则“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议、迁都、变法三事”。然而，这个有1200多名举子签字的奏折，送到都察院时，得到的答复是：条约已签，无法挽回。

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失宝岛，赔巨款，使中国的忧国忧民之士猛醒。如再不变法，中国就要被豆创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