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北宋康王赵构经历了国家的灭亡与个人的屈辱，他带着无尽的痛苦与无奈，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开始艰难的逃亡之路，最终抵达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就在这个临时避难的城市，赵构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继位，成为了新一任的宋朝皇帝，开启了自己的复兴之路。

在李纲提出的立国计划中，他从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适合建都的地方：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那么，为什么李纲会选择这三个地方？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选择是否合理？

在当时的背景下，选择关中作为立国的首选，对于赵构来说，是一次既充满勇气又极具风险的决策。关中历来是帝王之地，其地势险要，是天然的屏障。如果能够在这里建立新的朝廷，便能为北方的抗金力量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关中一日不破，北方抗金力量便能持续。然而，这样的选择并非没有风险。当时的金军已经占领了北宋的大部分领土，关中的防线已不再牢不可破。北方的战局岌岌可危，虽然通过一场持久的战争或许能稳定大宋的局势，但这并非易事。

回顾历史，北宋的迁都计划早在赵匡胤时期便有所提出。公元976年，赵匡胤曾建议将都城迁至洛阳，因为他对汴梁的防卫形势深感忧虑。但在赵匡胤去世后，这一计划被搁置。随着北宋灭亡，李纲再次提出将都城设立于关中，这显然是希望通过振兴北方，保持抗金力量，从而恢复朝廷的威望。然而，选择关中并非没有风险：一方面，关中并非铁壁，金军仍可能通过其他路线突破；另一方面，若黄河的水路无法依赖，东南的粮草供应将会面临极大挑战。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定都关中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它的成功将依赖于能否抵挡住金军的猛烈进攻，一旦失败，整个大宋的命运可能会被彻底改变。更何况，关中背后还有西夏的威胁，一旦要同时应对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

相比之下，襄阳的地理位置则显得更加灵活和稳妥。湖北的襄阳、荆州、武昌三座名城各具战略意义，其中襄阳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枢纽。襄阳位于南阳盆地与江汉盆地的交汇点，东西交通便利，南通吴地，北接中原，西行可达巴蜀，是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要地。襄阳能有效地抑制金军骑兵的机动性，且四周山系环绕，防御能力极强。即便南宋时期，襄阳也能够坚守多年，尽管蒙古大军的威胁日益增强，但襄阳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固。

此外，襄阳距离江南较近，对南宋朝廷而言，它不仅可以有效威慑江南的割据势力，还能保障江南的安全。基于襄阳建立的防线，南宋有机会培养出一支强大的北府军，为后来的北伐打下基础。然而，尽管襄阳在安全性方面较为可靠，它也失去了一些进取的决心，无法像长安那样展现出恢复大宋河山的雄心。

至于建康（今南京），则是最为保守的选择。若将都城设在建康，便意味着宋朝完全放弃了北方，选择效仿东晋的偏安状态。北方辽阔的土地和百万百姓将被视为弃子，南宋只需像东晋一样布设防线，保护江南即可。然而，这样的选择将彻底使宋朝从北方历史舞台上消失，宣告宋朝成为南方的偏安之国。

李纲提出的这三项方案，反映了他坚定的抗金决心，但也暴露出他在战略上的过度理想化和政治纲领的依赖。无论是选择关中的冒险，还是襄阳的折中，抑或建康的保守，李纲的战略思考缺乏对现实战局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对于金军的应对策略。在他将关中视为首选之地时，实际上也暴露了他过于理想化的军事思路，忽视了实际操作的困难。 赵构的选择最终证明了他对于稳定的执着。虽然他不具备像英雄一样的壮志，也未能扭转乾坤，但他从未放弃对江南的防守和保护。通过绍兴中兴，赵构成功地维持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存在。尽管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显得保守，甚至可能被认为是昏庸，但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这种稳妥的选择，反而为汉族保留了半壁江山。 最终，赵构虽然不是英雄，但他用最实际的方式确保了南宋的延续，创造了一段属于他自己、属于大宋的新历史。而李纲的英雄气节，虽然值得敬佩，却未能在那个时代实现他的伟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