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然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战略转移中，并非所有的领导干部都随大军北上。一批重要的领导人物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肩负起了艰巨的留守任务。他们中有党的高级干部，有军事指挥员，也有理论家和宣传工作者。这些留守的领导们，大多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留守，既是历史的选择，也蕴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考量。那么，究竟是哪些领导人物被留在了苏区？他们与毛泽东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留守的决定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留守苏区的核心领导层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留下一批核心领导人物坚守中央苏区。这个核心领导层主要由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人组成，他们各自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共同领导着留守苏区的艰巨任务。

项英，原名陈懋功，1898年生于江西萍乡。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具有极高的威望。1934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一任命体现了党中央对项英的高度信任，也反映了留守工作的重要性。

项英接到留守任务后，立即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他组织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制定了留守苏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在会上，项英坚定地表示："我们虽然留守，但绝不是坐以待毙。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陈毅，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长征前夕，陈毅原本不在留守名单中。然而，由于他在战斗中受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无法随大军长征。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任命他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留守苏区的军事指挥工作。

陈毅虽然身负重伤，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强忍疼痛，拄着拐杖参加中央分局的会议，与项英等人共同研究留守工作的具体部署。陈毅提出："我们要充分发挥地方游击队的作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不断骚扰敌人，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时间和空间。"

贺昌，1901年生于湖南浏阳，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留守苏区的核心领导层中，贺昌被任命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主要负责红军留守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

贺昌深知留守工作的艰巨性，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道："同志们，我们虽然留在苏区，但我们的责任一点也不轻。我们要坚定信念，团结群众，坚持革命斗争。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

这三位核心领导人在留守期间密切配合，各司其职。项英负责全面领导，陈毅主抓军事，贺昌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共同制定了"游击军事化、群众武装化、政权地下化"的斗争方针，为坚持苏区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项英、陈毅和贺昌带领留守干部和群众，顽强地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他们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断骚扰敌人，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留守苏区的斗争异常艰苦。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项英等人带领部队和群众多次转移。他们经常风餐露宿，有时甚至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但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这些坚强的革命者依然没有放弃斗争。

1935年初，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留守苏区的局势日益严峻。项英、陈毻和贺昌等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和领导干部要分散突围。他们约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直到胜利。

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

除了核心领导层，还有一批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也留在了中央苏区。这些领导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维持苏区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以及邓子恢、张鼎丞等中央分局委员。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学家。在长征前夕，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他深知宣传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尽管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瞿秋白仍然坚持组织编写宣传材料，鼓舞士气。

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瞿秋白提出了"文化游击战"的概念。他说："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打游击，在文化宣传上也要打游击。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如墙报、传单、口号等，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揭露敌人的罪行。"在瞿秋白的指导下，留守苏区的宣传工作呈现出新的面貌，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陈潭秋，1896年生于湖北黄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留守期间，他担任中央分局组织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面对严峻的形势，陈潭秋提出了"地下组织、公开活动"的工作方针。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工作会议上，陈潭秋强调："我们要把党的组织网络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每个党员都要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在他的努力下，苏区的基层党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长期坚持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何叔衡，1876年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留守期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要负责苏维埃政权的日常工作。尽管已经年过花甲，何叔衡仍然精神矍铄，工作热情不减。

何叔衡深知保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性。他多次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何叔衡庄重地说："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群众的利益。"在何叔衡的带领下，留守苏区的政权机构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仍然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邓子恢和张鼎丞等中央分局委员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邓子恢主要负责苏区的经济工作，他提出了"化整为零、就地自给"的经济政策，指导群众在艰难环境中维持生产。张鼎丞则负责苏区的军事后勤工作，他组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战"准备，为长期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

这些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虽然各司其职，但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配合。他们经常在秘密的地下室或山洞中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协调行动。有一次，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不得不在一个狭小的山洞中开会，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

然而，留守苏区的斗争充满了艰辛和危险。1935年1月，在一次秘密转移中，瞿秋白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瞿秋白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他高唱《国际歌》，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

其他留守的领导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他们常常在夜间转移，有时甚至要在芦苇丛中隐蔽数日。尽管如此，这些坚强的革命者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坚信革命终将胜利。

留守苏区的军事指挥员

在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之际，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被留在了中央苏区，他们肩负着组织和领导游击战争的重任。这些军事指挥员包括粟裕、陈铁梅、周子昆等人，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指挥作战，为保卫苏区、牵制敌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粟裕，1907年生于湖南会同，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在留守期间，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负责制定军事战略和战术。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粟裕提出了"化整为零、游击为主"的战略方针。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粟裕深入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敌强我弱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要灵活机动，打了就跑，积小胜为大胜。"在粟裕的指挥下，留守部队多次成功突破敌人的包围，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1935年春，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面对严峻形势，粟裕组织了一次惊险的突围行动。他带领一支精干部队，在月黑风高之夜，悄悄潜入敌人的防线。突然，粟裕下令全军点燃火把，高呼口号，造成声势浩大的假象。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措手不及，仓皇撤退。粟裕趁机带领部队突出重围，成功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区。

陈铁梅，1906年生于江西吉安，是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之一。在留守期间，他担任红军某师师长，负责指挥一支主力部队。陈铁梅善于运用地形地貌，常常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有一次，陈铁梅得知敌军一个团将经过一个狭窄的山谷。他立即带领部队，连夜赶到山谷两侧的高地上埋伏。第二天清晨，当敌军进入山谷时，陈铁梅下令发起突然袭击。敌军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最终被迫撤退。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

周子昆，1902年生于湖南湘乡，是红军的老将之一。在留守期间，他担任红军某团团长，负责组织游击战争。周子昆特别重视发动群众，他经常深入村庄，与群众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参与游击战争。

在一次行动中，周子昆带领部队深入敌后。他们白天隐蔽在深山中，晚上则下山袭击敌人。当地群众得知红军来了，纷纷前来支援，为他们送来食物和情报。在群众的帮助下，周子昆的部队连续作战十多天，歼敌数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些军事指挥员不仅指挥作战英勇果断，还十分注重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他们经常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着革命的乐观精神。有一次，部队连续几天没有粮食补给，士兵们饥肠辘辘。粟裕带头吃野菜充饥，并组织战士们讨论革命理想，鼓舞士气。在他的带领下，全体指战员同心同德，克服了重重困难。

然而，留守苏区的军事斗争异常艰苦。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军不得不频繁转移。有时，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他们不得不整夜行军，翻山越岭。尽管如此，这些坚强的军事指挥员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们坚信，只要坚持下去，革命终将取得胜利。

1935年下半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将留守部队分散突围。粟裕、陈铁梅、周子昆等人带领各自的部队，分别向不同方向突围。他们约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革命斗争，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突围过程中，这些军事指挥员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常常需要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寻找突破口。有时，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不得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有时，他们又要冒险强渡江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每一次行动都充满了危险，但这些指挥员总能带领部队化险为夷。

留守苏区的普通党员和群众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留守中央苏区的不仅有党政军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更有数以万计的普通党员和群众。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保卫苏区、支援游击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故事虽然鲜为人知，但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留守苏区的普通党员中，有一位名叫李大伯的老党员。李大伯是当地一个山村的村支书，年近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在红军主力离开后，李大伯组织村民们开展了一系列秘密活动。他们在村子周围的山林中挖设了许多地下掩体，用来藏匿游击队员和重要物资。

有一次，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村子，到处搜查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李大伯冷静地组织村民们进行应对。他让年轻力壮的村民们带着游击队员躲进了深山的地下掩体，而自己则留在村子里迎接敌人的检查。当敌人询问村子里是否有共产党员时，李大伯故作糊涂，说道："我们这里都是种田的农民，哪里知道什么共产党啊？"他的镇定自若和巧妙应对，成功地蒙骗了敌人，保护了村子里的革命力量。

在留守群众中，妇女们的贡献尤为突出。她们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参与革命斗争。有一位叫王婶的妇女，丈夫是游击队员，她自己则承担着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的重任。王婶经常装扮成普通农妇，挑着蔬菜到集市上去卖。实际上，她是在收集敌人的动向，然后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游击队。

有一天，王婶在集市上听到敌人正在计划夜袭附近的一个游击队驻地。她立刻放下担子，冒着被发现的危险，翻山越岭赶去通知游击队。途中，她不幸被敌人的哨兵发现。王婶机智地说自己是去找医生给生病的孩子看病。她的镇定自若打消了哨兵的怀疑，最终成功将情报送到了游击队手中，使游击队避免了一场灾难。

青年学生也是留守苏区的重要力量。有一位叫小张的中学生，原本在苏区的学校读书。红军主力撤离后，学校被迫关闭，但小张并没有放弃学习和斗争。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白天装作普通农民劳动，晚上则聚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时局。

小张还参与了地下印刷厂的工作。他们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设立了简陋的印刷设备，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纸张，印刷革命传单和小报。有一次，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在当地几个村庄散发了大量揭露敌人暴行的传单，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留守苏区的工人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个被称为"红色兵工厂"的秘密作坊里，工人们日以继夜地修理武器，制造简易炸药。他们将作坊伪装成普通的农具店，实际上里面暗藏玄机。工人们利用废弃的农具零件和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材料，制造出了大量可用于游击战的武器。

有一位姓王的老工人，是这个秘密作坊的核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掌握了不少技术。在一次行动中，游击队缴获了一批损坏的步枪，大家都认为无法使用了。但王师傅经过仔细研究，成功地将这些步枪修复，并改装成了更适合游击战的短枪，极大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战斗力。

然而，留守苏区的斗争充满了艰辛和牺牲。敌人的"围剿"越来越严厉，许多党员和群众被捕、被杀。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留守的党员和群众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持着革命斗争。

有一个叫老李的农民，家中藏匿了一名受伤的游击队员。当敌人搜查到他家时，老李将游击队员藏在了粮仓的暗格里，自己则若无其事地与敌人周旋。尽管后来遭到了敌人的毒打，老李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员的下落，最终保护了这名同志的安全。

这些普通的党员和群众，虽然没有显赫的职位，但他们的坚持和牺牲，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留守苏区的斗争成果与历史意义

留守苏区的斗争，虽然充满艰辛和牺牲，但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场斗争不仅牵制了大量敌军，为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争取了宝贵时间，还保存了革命火种，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军事上，留守部队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底到1935年底的一年间，留守部队共发动大小战斗上千次，歼敌数万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些战果不仅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还有效地牵制了敌军，减轻了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追击压力。

有一次，留守部队得知敌人一个运输队正在经过一条山间小路。指挥员立即组织了一次伏击战。他们选择了一个地形有利的隘口，埋伏在两侧。当敌人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措手不及，仓皇逃窜，丢下了大量物资。这次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一个连，还缴获了大量粮食和医疗用品，极大地改善了游击队的后勤补给状况。

在政治上，留守苏区的斗争保持了党组织的连续性，为后来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尽管面临敌人的严密"清剿"，许多基层党组织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开展工作，如利用宗族关系、同乡关系等建立秘密联络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继续发展党员、传播革命思想。

有一个叫老王的地下党员，是当地一个宗族的族长。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将革命思想巧妙地融入族规族训中。比如，他在族谱中加入了"团结互助"、"抵抗压迫"等内容，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理念。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保护了地下党组织，还使得革命思想在更广泛的群众中传播开来。

在经济上，留守苏区的同志们想方设法维持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命脉。他们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在隐蔽的山区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和粮食。同时，他们还建立了秘密的互助组织，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这些努力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难，还为后来革命力量的恢复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一个叫青山村的偏僻山村，村民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山区地形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隐蔽的经济活动。他们在深山中开辟了一片片梯田，种植耐旱的杂粮和蔬菜。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们常常在夜间劳作。同时，他们还组织了互助组，大家轮流照看彼此的农田和家庭。这种互助共济的精神，不仅帮助大家度过了艰难时期，还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

在文化教育方面，留守苏区的同志们坚持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为革命事业培养后备力量。尽管正规学校被迫关闭，但地下党组织仍然以各种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在隐蔽的山洞或废弃的祠堂中开办夜校，教授识字、算术，同时也传播革命思想。

有一位叫小李的年轻教师，原本在苏区的学校任教。学校关闭后，他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当地，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白天教授儿童们识字算数，晚上则秘密组织年轻人学习革命理论。他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教材，将革命道理融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还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

留守苏区的斗争，还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秘密交通线等方面，留守苏区的同志们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经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建立秘密交通线方面，留守苏区的同志们创造性地利用了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民俗习惯。他们在山区的险要地带开辟了一条条隐蔽的小道，巧妙地利用当地群众赶集、走亲访友等日常活动作为掩护，建立起了一个复杂而有效的情报传递网络。这种方法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革命队伍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

留守苏区的斗争虽然艰苦卓绝，但它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智慧，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充分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群众的支持，革命力量就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