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培植，而是烂泥扶不上墙，整个统治集团已经烂透了，没有办法了。

清朝的旗人入旗后就是吃的铁杆的庄家，世世代代由国家供养，历经几百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且无法撼动。

历尽几百年的供养，这些既得利益者已经蜕变只会趴在民众身上吸血的蛀虫，又蠢又坏且目光短浅，骨子里看不起底层老百姓和泥腿子，自己无能但又不愿意放权。在危机发生时，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理应献出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干，只顾着维护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清政府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的，因为没有办法代表最广泛的民意，所以清政府为了抓紧权力，稳固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自己有用和必须依靠的群体，提供最大的经济、政治、身份利益上的保障。

对于这些稳固自己统治的基本盘，通过设置入旗制度，来形成阶级门槛，让这部分人成为了特权阶级，享受明显高于普通人的待遇和政治地位。但是八旗群体是固定的，为了避免引起其他群体的不满，封建专制帝国会通过科举制，开放一部分的机会给到读书人，避免上升通道完全堵死。这样帝国初建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后续通过这个小部分窗口挤进来的群体成为帝国统治的基本盘，每一个封建帝国都会力保这个基本盘的稳定。

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一针见血地指出，奕劻在清朝统治危机来临时，以身家财产为先，却把对朝廷的责任置于脑后。

旗籍权贵绝大多数忙于转移财产、保住身家，即便有所输捐，亦仅为身家财产之一小部分，远不是“毁家纾难”。清末十年间，真正有政治远见的旗籍权贵屈指可数。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几乎成为满族贵族、世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心理状态。

这种心态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级，在长期舒适环境的浸润、富裕生活的滋养且好逸恶劳、不学无术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