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从唐高祖的才人到“大周”王朝的皇帝，她作为一名政治家，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官员的管理，所以她认为应该有一部针对文武百官的戒规来规范其言行即官德，由此著作《臣轨》一书，讲述的则是为臣之道，也就是作为臣子或是官员应具备的道德准则即官德，其目的是整饬官吏队伍。武周时期以后仍发挥作用，并没有在兵燹中“断种”，《臣轨》的出现标志着唐代文官官德思想内容的丰富化。

《臣轨》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同体即君臣一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五章，下卷则有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五章。旨在“发挥言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为臣下之准绳”，此书的目的是“令贡举人为业”，指定其为贡举之士必学材料之一，唐代君主认为为官者，尤其是作为辅政君主的文官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概括为至忠、守道、公正、诚信、慎密以及廉洁等等，即唐代文官应具备的官德内容，视为臣下的准则。

一、同体和至忠

同体是指臣下与君主要同心同德，臣子要做君主在治国治民过程中的耳目，要爱国爱君爱人民，尽职尽责。遵循与君主形成的“君臣同体”关系，这是臣子首要具备的官德内容。“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肢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唐代君主将君臣的关系比作为一个人，皇帝充当人的大脑，而臣子扮演耳目四肢的角色。

大脑能够支配其耳目及四肢，而臣子作为官员也能够让君主的政令得以实施。君臣同体则意味着臣子要与君主荣辱与共，君主也只有在臣子的辅佐下管理国家，才会发挥效果，二者缺一不可。

《臣轨》中所阐述的君臣同体关系与李世民所撰《帝范》中君臣关系的认识大致相同，认为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做到君臣同心同德。君臣同体是臣子要遵循的首要官德内容，同时历史证明，良好的君臣关系对国家的兴盛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唐太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为首的唐代君主，在阐明君主之间“同体”的关系基础上，系统的阐述了为臣须具备的道德素养，至忠是其中之一。“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所以大臣必怀养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

唐代君主认为作为臣子必须具有忠诚的本质，以忠诚正直为基础，而忠诚正直则以仁慈恩惠为根本。为臣如果只对君主忠直而不能做到体恤百姓，也不能称之为是真正的忠诚。因此为臣不仅要怀有养育百姓的美德，更要具有体恤下情的意识。

《群书治要》卷九中记录“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君；欲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故可移于君”，意为如果想寻求忠臣，则应去孝子之家寻找，孝子便可将亲孝转变为对于君主的忠诚。“苟非纯孝者，则不能立大忠。

夫纯孝者，则能以大义修身，知立行之本”，如果做不到孝亲，则不可能做到忠君，也只有孝亲者才会用仁义去修养自身，并知道德行才是立身之本，将忠孝作为为臣者个人品德修养之一。

古代社会常常将“忠君”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唐代更是把忠贞君主和忠直国家作为为官者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至忠不只是君主对下臣提出的基本要求，更是为臣者进行自我约束的一项准则。

唐代君主将文官的忠诚和民众的生活状况结合在一起，不难看出早在唐代治国理政的思想中就蕴含着民本的思想。对于唐代的为官者而言，“文死谏，武死战”的至忠追求，敦促他们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忠诚于百姓，这样的为官者才是百姓们真正需要的父母官。

二、守道和公正

守道则是要求为官者应遵守道义。《文子》曰：“夫道者，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理人。故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亲”。道是无为无形的，对内可以修身养性，对外可以治理天下。

君主守道则仁惠，为臣守道则忠诚，父亲守道则慈爱，儿子守道则孝顺，一般士庶之士守道也会相互亲近。

唐代君主认为“守道”不仅仅是君主治国的重要原则，更是为臣者辅政爱民的重要条件，道被视为是为臣者应该遵循的为官准则。君主有道则仁惠，为臣守道则忠诚，说明“守道”对为君者以及为臣者的重要性，唐代君主不仅用“守道”来进行自我约束，更用“守道”来要求臣子要明于道义，遵循道义，以忠事君，以孝事父，做人做事要更加平和安逸。

唐代时期，无论是为君者的知人之明、为臣者的敢于进谏，亦或是他们能够真正做到“守道”，这都成为唐代政治社会比较清明，经济得以发展，文化得到振兴，国家有所强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唐代君主为巩固政权，加强统治，将忠诚视为为臣者应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此外为整饬吏治还要求官员要具有公正的品性，与上文的“守道”共同成为为官者应当恪守的基本信条。唐代君主引用《说苑》一文中“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福祸之门也”，以此来判定为官者是否具有公正的道德品性。

一正是为臣者要明得失之关键，辅政君主防患于未然，让百姓称颂君主明德的圣臣；二正是虚怀若谷，为治理国家提拔有道德之人的大臣；

三正是任劳任怨为国家安定做贡献的忠臣；四正是辅助君主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智臣；五正是遵守法律文书的贞臣；六正是敢于进谏的直臣。一邪为贪图俸禄，不理政务的具臣；二邪为无论好坏苟且迎合君主以保自身的谀臣；三邪为内心阴险，嫉妒贤能的奸臣；四邪为本可以整治过错却扰乱朝廷秩序的谗臣；五邪为运用手中所握的大权谋取私利的贼臣；六邪为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的亡国之臣。唐代君主认为真正的贤臣要遵循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做到正人须先正己，上使君主享安宁，下使民众得治理。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为。去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在唐代公平正直，抑制住私心施行大义，没有私心，便是公正。“忍所思而行大义”是一种以“以天下为己任”为核心的政治责任感，是唐代政治家所要达到的一种执政境界，同时也是唐代为官者要达到识大体顾大局所需具备的一种政治修养。

唐代君主认为官员要上对君主竭忠尽城，下对下属及百姓布仁施爱，推贤举能才是真正的公正。身为朝廷命官，百姓的衣食父母，面对身负的公职就不能只顾一己之私，必须具备公正的道德品质，这正是天地之道给予人臣的启示。

三、诚信和慎密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唐代出色的君主经常引用《论语》、《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有关诚信的论述来训诫其臣子要戒恶从善，事君治民都应以诚信为本。

孔子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君主宽容便容易被臣子侍奉，臣下诚实则容易被了解。臣下如果做不到诚实守信，就不能得到君主赏识，更得不到百姓青睐。

唐代君主常用《吕氏春秋》中的“夫以天地之大，四时之化。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况于人乎！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来强调君臣具有诚信对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性，警戒自身并劝诫下臣要以诚信为本。

如果君主和下臣都不讲诚信，那么国家政治就不会得到安稳有序的发展。在唐代被公认为是为官者应具备道德准则的《臣轨》一书中引用《体论》中的“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夫诚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怀下人也。”来强调诚信不仅是天地所遵守的，也是君子所推崇的。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空前繁荣的唐代将诚信提升到不仅是做人做事，更是治国理政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根本原则这一高度。唐代是我国以德治国思想的发展时期，君主崇尚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认为诚信是德治的重要内容，因此政治诚信更加被统治者所重视。

唐太宗用“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来阐述自己的诚信思想，将诚信为政、为官从一种道德规范上升为政治信仰，视为君臣要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

在唐代以唐太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为主的统治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形成修身、为官、治国都要以诚信为本的诚信思想。明确阐述了为君有诚信，下臣和民众才会忠诚于他，而为臣有诚信，则是事君治民所应具备的重要道德品质。

慎密，即谨慎保密。为人、为政要谨慎，为官更要保守国家的机密，这是为官理政所具备的基本素养。孔子曰：“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为智者能之。”来阐述谨慎精密能够避免灾难的观点。唐太宗曾用“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来训诫身边的侍臣要谨慎言语。武则天更是用“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的道理强调下臣应具有慎密的基本道德品质，更是其为政的重要原则。

《臣轨》一书中更是阐述了为政者言行不慎带来的危害，并对其下臣在言慎、行慎、慎独三方面进行规诫。言慎是要求臣子说话要谨慎，行慎要求臣子做事要谨慎，慎独则要求臣子在独处时也要做到谨慎从事，并以慎独的精神去事君治民。

四、廉洁和利人

“廉洁”出自于屈原《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本意为清廉洁白。为官者做到不贪不贿，清正廉明便是廉洁。唐代将廉洁看做是官吏必备的道德修养，认为为官者只有做到廉洁自守，才能达到全真保身，全面发展的目的。“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

再次阐明为官者最关键的是公平，面对钱财时重要的是要保证廉洁，为官者必须要具备清廉和公平的道德品质。“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诠释了君子要用廉洁和恪守清净来保全自己，认为钱财富有不如多行仁义，一个人的地位显赫也不如拥有高尚的品德。

唐代《臣轨》一书中对为臣者的廉洁进行了明确的论述，阐明廉洁是为臣者从政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更是为臣者应该恪守的准则。此外，唐代时期以卢怀慎为首的清官都被视为廉洁的楷模，君主实行的许多反腐败举措都印证了其所推崇的为臣必须廉洁的道理，由此可以看出廉洁对为臣者和一个朝代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利人其实表明的是“利民”思想，由于唐代实行避讳制度，要规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民”二字，以“代”替“世”，以“人”替“民”。因此，用“利人”代替“利民”，利人即是利民之意。唐以前的帝王也有强调利民的政治思想，但并没有将其作为规范自身和臣下行为的基本要求。

唐代君主在继承历代民本思想以及吸取历代官民对立导致恶果的教训基础上，要求臣下将利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必须具备的一项道德要求，势要将民本的思想落到实处。“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也”，衣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而百姓则是国家的根本。

唐代君主认为安民利民是君主及为臣者的重要职责，成为忠臣首先要做到有利于百姓，因此利民也成为官德思想中的一项内容。武则天时期不仅要求为臣要具备利民富民的道德素养，更是将这种民本思想落实到实践中去，如在上元元年向唐高宗提出劝农桑、薄赋役等；以及在文明元年在《戒励风俗赦》中将为臣者能否做到安民惠民作为文官官吏政绩的评判标准。将对官吏的道德要求贯彻到制度设计中，落实到治国治民的实践中去。

总结

唐代君主认为官德思想的首要内容是要对君主至忠，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代君主意识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清楚国家与民众的关系。

因此要求文官在辅佐君主治国治民过程中要具备公正、诚信、廉洁以及匡谏等官德思想内容，是为了在百姓面前树立君主的“仁德”形象，其目的依旧是促使百姓拥护君主巩固政权。

以《臣轨》中所述“为臣之道”为主的文官官德思想内容一直延续到唐代末期，甚至对后世的官德管理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