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与清朝权贵的联络

至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在复函北洋旧部时说“杞忧何急”，表现出对时局的高度关心，并派人在京中预为布置。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接到摄政王载沣的密谕后，袁世凯于当日回复奕劻，决定接受清廷任命。宣统二年撤换军机之时，即有“载涛、奕劻密请袁世凯出山”的报道，因受到载泽一派阻挠而止。

至宣统三年铁路国有政策实施后，吁请袁出山挽救时局的呼声愈发高涨，度支大臣载泽等人对袁世凯复出的态度亦有所转变。宣统三年五月，湖南、四川等地爆发因铁路国有政策引发的护路运动。

铁路国有政策乃盛宣怀与载泽诸人所筹之已熟的“大计”，本“欲倚之有成”，“结果反成亡清之导火线，实亦盛氏之所不及料也。”盛宣怀作为铁路国有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曾“署名负责任”，为避免铁路风潮引发的“辞职”风险，急于寻找强势人物平定乱局。

为此，盛宣怀通过端方代为转达其对袁世凯的“殷切期望”。在得到袁世凯如上回复后，盛宣怀于六月初四日再次致函，敦请袁世凯出山，“际此时局益艰，能否转弱为强，只在此数载，跂盼东山再起。”

袁世凯虽再次回绝，但亦感知到复出时机已经渐趋成熟。因为盛宣怀被视为载泽的“政治顾问”，故而此次敦请袁世凯出山的举动或可某种程度上传递载泽的态度。最终，清政府虽起用岑春煊以代袁世凯，但至此时，载泽一派对袁氏复出的态度已有明显缓和。

二、与北洋军事集团的联络

（一）尽力满足通关节之请

罢官中期，袁世凯为避免招致权臣的猜忌，对北洋军事将领的干求谋事均采取拒绝的态度。譬如以“承属朱道一节，慕帅处未便迳行函干”为由，拒绝过江北提督王士珍。

至罢官后期，袁世凯对北洋将领的官位请求都应允下来。譬如袁世凯在复函王士珍时，不仅答应他的干请，而且表现得十分热心：“日前承嘱许道育生一节，一昨午帅（端方）过彰，已为说项。

惟在京实属无事可办，顷已代托午楼（荫昌），为该道位置一事。”又如致函奉淮各军翼长张锡銮称：“日前承嘱世兄一节，一昨午帅过彰，当为说项，已蒙概允位置一席。用特奉闻。”

前馆陶县知县陈毓崧曾多次致函袁世凯，请其帮忙位置一席，均未得到袁氏应允。此时，袁世凯不仅答应他的干求，而且专门致函办理江防事宜甘肃提督张勋，请他为陈毓崧“优为位置”。

（二）关注时局，议论国事

罢官中期，袁世凯虽有复出之意，无奈复出时机尚未成熟，袁世凯只能更加密切地关注时局的发展，等待复出的机会。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失败后，袁世凯即复函对广东当局镇压得力表示赞赏：

“羊城三月之变，殊出意外。幸赖诸君先事戒备，免致燎原。大局攸关，良非浅鲜。”四川发生护路运动后，袁氏如坐针毡，密切关注运动的进展，“川路风潮，近日报章所载，渐已平靖”，并企盼风潮“早日完结，庶不至有碍大局。”

武昌起义的翌日，即八月二十日，适逢袁世凯五十二岁寿辰，袁世凯北洋集团昔日僚属倪嗣冲、段芝贵、张锡銮等人咸集洹上，为袁祝寿。就在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举座皆惊。

袁世凯随即停罢寿宴活动，一时间军国政事成为众人谈论的中心议题。各方对于鄂事之态度莫衷一是，对于袁世凯是否应趁此时机东山再起，也意见不一。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王锡彤等人反对复出；段芝贵、倪嗣冲等人则赞成袁氏复出。袁世凯当日到底有何表态，至今尚无文献资料可考。

八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在复会田文烈时说：“川事未靖，鄂变方兴。怅望西南，杞忧奚极”，这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首次见诸文字的记载。据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时局的高度关注与忧虑。

次日，在回复张勋时，再次强调“川、鄂变故迭生，杞忧何急”。二十四日，阮忠枢至彰德劝驾，杨度则前来阻行，“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得到王锡彤力袒，“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最终，袁世凯不顾袁克定等人的反对，以“托孤受命”，“断不能辞”，选择接受湖广总督的任命。

三、与北洋政治集团的联络

宣统三年，“川乱”与“鄂变”兴起后，袁世凯不再遮人耳目，而是公开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与建议。在密切关注时局发展的同时，主动致函当道，或给出建议，或引荐人才，更派遣心腹在北京布置筹划。

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主持下，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引发统治危机，湖南、广东、四川等地掀起保路风潮。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政治密友及儿女亲家——端方，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新官上任，必然需要人员“驱策”，更何况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手下的职位，多为“肥差美缺”，因而许多人希望借由袁世凯与端方的关系谋取一官半职。据《袁世凯全集》，北洋政治集团重要成员周馥六子周学辉、唐绍仪之子唐宝锷就曾致函袁世凯，请其代为举荐，且均得到袁氏应允。

五月十日，袁世凯主动致函端方，助其分析时局，建议端方不可操之过急，“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经营”。随后举荐湖北候补道周学辉，称赞其“才识甚优，极有调理，与缉之（周学熙）相似”，顺利帮助周学辉谋得会办广宜铁路的职任。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向端方举荐的都是路况方面的专才，如周学辉“性情与路矿各业相近”，且“湖北情形亦不隔膜”；而唐宝锷则是“精研路政，确有心得”。从袁世凯悉心为端方出谋划策，举荐人才等方面，可知袁世凯确实希望端方能够消除川路风潮引发的统治危机。

八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尚未接到清政府任命之时，即已暗中授意北洋集团亲信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在北京“预为布置”。二十四日，果有清廷起用袁世凯之消息，二者有无因果关系尚未可知，但至少证明袁世凯此时已在为复出做积极筹谋。武昌起义后，“下游江防紧要”，宁省新军又有“革命倾向”，若战事蔓延，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

为保全大局，袁世凯接受清政府任命，尚未就道赴任之际，即开始预作筹谋。譬如复电两江总督张人骏时，提醒道：“新军子弹不可多发，械库须加意防守”，并给出“宁省戒严，张勋当可得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