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孝公发布求贤令使商鞅入秦变法以来，秦国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军事上一扫献公时期河西之战的败势，商鞅率领刚练成的秦国新军趁魏国马陵之败收复河西失地。秦惠文王任用犀首公孙衍连续攻伐魏国，尽取魏河西全境，并在河东建立东进根基。此外，秦惠文王在位期间，由一位将领提议并攻取巴蜀之地，为后来秦国攻伐出国以及大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位将领就是时任国尉的司马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八世祖，秦国武将，他战功虽然不如后期的白起那般卓著，却是秦国统一战略最终得以实施的重要人物。

司马错出生于陕西少梁的农民家庭，得益于商鞅变法中“军功定位”的规定，司马错得以凭军功从一介平民一步一步爬升到国尉之位，而且历任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但史书中没有一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归于他的名下，是因为此人的贡献不在于一两场战争的战术胜利，而是在于他对秦国大出天下的卓越贡献。司马错对秦的贡献主要是劝秦惠文王攻伐蜀国，在《司马错伐蜀论》里边有这样的记载：

当时，位于秦国西南的巴、蜀两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求援，惠文王权衡后想去伐蜀，但是犹豫蜀道艰难，又忌惮韩国来攻，犹豫不觉。于是，秦王举行了重臣议会，在会上，丞相张仪和国尉司马错因伐蜀展开激烈讨论。国尉司马错建议伐蜀，而丞相张仪则建议攻韩。张仪的意见是，先稳住魏、楚两国，兵发韩国，占领三川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霸之业。同时他认为，蜀地偏僻，无利用价值，只为夺取资源，政治上不是好事，反而像是市侩之人，不能成大事。

而司马错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富国必需拥有广阔富饶的土地，强兵必须使得人民富足，成就帝业需要博大胸怀，这三个都能具备，才是成就帝业的基础。巴蜀之地偏僻之地，秦军虎狼之师可以轻易取得。王上若取得其土地，用其财富民养兵，这种灭一国而不被天下厌恶的好事儿怎么不能不做呢？但是如果攻韩，攻取三川要地，还要劫掠天子，势必会引发东方六国和周天子的联合反抗，这样就危险了，还是伐蜀较为稳妥。

秦惠文王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同意伐蜀。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战，蜀国被攻灭。秦国不仅取得了广阔的疆域，同时也获得得了巨大的财富财富，富庶程度强过东方诸侯。秦国虽然拥有富饶的关中平原和函谷关天险，但是地处西北的劣势也同样的明显：水源不足，粮食生产能力有限，支撑全国统一战争的物质条件并不具备。尽管能够用函谷关天险和英勇的秦军将士抵挡住六国诸侯的进攻，但是对外征伐，没有强盛的国力和粮草支撑，即使赢得了战争，也没有能力去守住得来的土地？战争的最大消耗，在冷兵器时代就是人口和粮草的比拼，两个都不具备之下，贸然进攻必败无疑。占领巴蜀，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巴蜀比较先进的粮食生产能力、织造技术、金银矿产资源、铁器冶炼技术，为秦国大出于天下的长远谋略打下了物质和人口基础。

此外，控制巴蜀还有一层重大的战略意义，司马错并没有向惠文王言明，但在秦昭襄王时期为秦国东进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秦军在扼守住武关的前提下，可以从武关和巴蜀同时出兵攻击楚国，在秦军出函谷关大争天下时让楚国不敢轻易出兵帮助山东六国。现在看来，拿下巴蜀地区，是秦国历史上一件转折性的事件，是继商鞅变法后秦国在一统道路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从秦惠文王直到秦昭襄王中期，司马错一直是秦军对六国作战的主帅，但是他的战绩并不突出，除了在此期间率兵平定几次叛乱以外，并没有取得其他的胜利。在昭襄王十二年的一次伐魏中，司马错因战略失误导致秦军死伤惨重，昭襄王便从军中提拔了另一位将领代替他任国尉，全面负责对六国的作战，而这位新任的将领，正是令东方六国闻风丧胆的战神白起。而司马错，逐渐从秦国的军事指挥职位上退了下来，再也没有出现在史官的笔下。

在那个动荡铁血的时代，总会有几个闪光的瞬间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虽然历史如同一艘巨轮一样缓缓向前推进，但是这艘巨轮的掌舵者如果偏过头看看风景，这艘巨轮可能就会偏离原定的轨道一毫米，从而差之千里。这个伟大战略的提出者司马错，让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史书当中，但是最终他的名字却很少被后世提及，却是一种遗憾。

作者：深秋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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