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反唐，很快攻陷东西两京及河北、河南大部州郡。叛乱持续八年之久，直到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叛乱才告平息。安史之乱之际，战火波及河北、河南、河东、关中。其中长安、洛阳两京是唐军、叛军的主要战略目标，两京之间的地域也是双方角逐的主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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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靖函地区的地理形势

靖函地区，地处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之间，构成二者之间的天然隔屏。对于长安来说，靖函是关中平原的东面巨防；对于洛阳来说，靖函则是伊洛盆地的西面屏障。苏秦说秦惠王，称秦国所在的关中“东有靖、函之固”，班固《西都赋》亦云：长安“左据函谷二靖之阻”。而傅毅《洛阳赋》则云：洛阳“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崎之崇山。

郑世翼《登北邙还望京洛诗》亦云：洛阳四周，“三河分设险，两靖资巨防。”汉高帝五年，刘邦君臣议定都之事，左右劝刘邦定都洛阳，言洛阳形胜，称“东有成皋，西有靖海”；而张良劝高帝迁都关中，状关中险要：“左靖函，右陇蜀。”可见，嶠函地区无论对于洛阳还是长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靖函地区西部，地势更为险峻，这里北界黄河，向南为崇山峻岭的华山山脉（小秦岭山脉）。黄河与华山山脉之间的狭窄通道，构成沟通东西交通的靖函道西段。其间尤其以潼关和秦函谷关之间的函谷最为险要。

靖函地区作为两京之间的战略要地，在两京之间的军事攻防中地位十分重要。纵观历代长安、洛阳之间的军事攻防，能够控制整个婿函地区的一方，就能够完全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例如武德初年唐王朝在攻略洛阳的作战中，抓住有利战机，牢牢控制住西起潼关，东至新安、寿安的整个靖函地区，从而在与王世充集团的作战中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在不足以完全控制整个婿函地区的情况下，对于立足关中的一方，要争取占领靖函地区的西部；对于立足洛阳的一方，要争取占领靖函地区的东部，以求在对抗中取得均势。对于立足关中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占领靖函地区西部，则无法打通东出的通道。

如春秋时期，由于靖函地区西部被晋国控制，秦国长期难以东进。东西魏对立时期，宇文泰占据弘农郡（治陕县），成为西魏摆脱被动局面的关键战役之一。当时力劝宇文泰“进取弘农”的宇文深因而被宇文泰称为“吾家之陈平"。

对于立足洛阳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占领靖函地区的东部，则洛阳西门洞开，随时处于兵临城下的险境。如北周北齐对立时期，北齐一方丧失帽函地区东部后，在与北周的对抗中落于下风。唐初，王世充集团占据洛阳，但无法控制靖函地区东部，在与唐军的作战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二）唐军两次关中防御战的得失

安史之乱时期，唐军在峭函地区经历了两次关中防御战。比较唐军在这两次关中防卫战中的得失，可以清楚地看到靖函地区在长安、洛阳之间军事攻防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次关中防御战，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洛阳失陷，至十五载六月长安失陷，以唐军失败而告终。纵观此役，唐王朝起初也重视到靖函地区的重要性。唐玄宗闻知安禄山反叛，先是遣封常清到洛阳招募兵勇，组织防御，接着又遣高仙芝统诸军东征，屯兵陕州，作为抵御废叛军的第二梯队。

但洛阳失陷后，封常清接连犯下两个错误：一是由洛阳一。败退至陕州，未在新安、滝池节节抵御；二是在陕州与高仙芝会合后，又以“贼锋不可当”，劝高仙芝放弃陕州，退守潼关。

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依托潼关天险，防卫关中的策略，虽然稳定了关中形势。但就整个战局而言，放弃陕州，不能不说是高、封二将的失策。从地理形势分析，弃陕州而守潼关，保守有余而进取不足，使唐军在日后的攻守中陷于被动。

滝关自古天险，易守难攻。但就其地理形势而言，却是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其关键原因，在于潼关北临黄河，南阻南山（华山），其东出道路局限于黄河与华山山脉之间的狭窄通道，即“黄巷坂”。由于黄巷坂道路狭隘，对于进攻潼关一方，兵力无法展开。然而，有利也有弊。黄巷坂道路狭隘，防守潼关的一方，若转守为攻，兵力同样难以展开。在决定关中防御战胜负关键的灵宝西原之战中，潼关不利于进攻的劣势就暴露无遗。

灵宝西原之战，唐军兵力超过叛军。但由于潼关东出道路狭隘，“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唐军虽然人数占优，但兵力不能展开，只能首尾相继，排成一字长蛇，人数上的优势无法发挥作用。

而叛军在此次战役中，则充分利用了唐军被限制在狭长通道中的劣势。

其一，由于唐军被限制在狭长的甬道之中，叛军伏兵居高临下，使用滚木備石，给唐军以极大杀伤。

其二，叛军趁东风焚烧熏烟，由于唐军处于甬道状的地形中，致使烟火的效力大大增强，“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其三，叛军骑兵从南山迂回，从侧后袭击唐军，由于唐军队形过长，“首尾骇乱，不知所备”。灵宝西原之战，正由于唐军在“地利”上完全处于劣势，导致大败。

灵宝西原之战，唐军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玄宗企图速战速决的战略决策，唐朝中枢内部的矛盾等都是导致唐军失利的原因。但如果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高仙芝、封常清放弃陕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策。

如果高仙芝、封常清一方面据守潼关，力保关中，一方面坚守陕州，牵制叛军，形成以陕州为第一线，潼关为第二线，依托靖函地区西部，节节布防的防御体系，则形势比单纯据守潼关要主动得多。虽然叛军战斗力强于唐军，但陕州并非无法守御。

陕州城建在黄河由东北流向转向东南流向的转弯处的高地之上，城西南有青龙涧水汇入黄河，地势十分险要。陕州城是一处易守滩攻的城池。唐军凭借地势，据守陕州，叛军一时也难以攻下。如果叛军绕陕州西进，又有被唐军切断通路，前后夹击之忧，主力自然不敢贸然攻打潼关。而唐军则可以立足陕州，依托河东，控制靖函通道，阻止叛军西进。同时，陕州、潼关，一前一后，也能扩展防御纵深，巩固关中防务。

第二次关中防御战，唐军显然汲取了天宝十四载轻易放弃陕州，将靖函地区拱手相让的教训。这样，面对叛军对关中的强大攻势，唐军形成卫伯玉镇守陕州，正面阻击；李光弼屯兵河阳，侧面牵制的防御体系，有效阻击了叛军的西进。史思明遣李归仁率铁骑五千进攻陕州，遭到镇守陕州的卫伯玉、李忠臣等的阻击。双方战线始终稳定在陕州以东的永宁、莎栅一带，使关中免于战火。

上元二年（761年），唐军仓促发动反攻，导致邙山大败，形势急转直下。但由于唐军在陕州屯有重兵，没有出现天宝十五载潼关失守后全线崩溃的局面。

虽然史思明与史朝义从靖函南、北二道进攻陕州。但卫伯玉、李忠臣等在陕州以东的磧子岭有效地阻击叛军，“朝义数进兵，皆为陕兵所败”。叛军因为进攻受挫，引起内江。唐军压力骤减，并趁势收复永宁、长水、福昌、滝池等地，巩固了己方防线，为最终再度收复洛阳，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

小结

唐朝建国之初，曾一度裁抑洛阳的地位。但由于关东地区是朝廷财赋的主要供给地，从太宗朝起，洛阳地位日重。至高宗时，建洛阳为东都，形成东西两京并重的两京体制。综观唐朝两京制的变化，与隋朝颇有相似之处。两朝都是以关陇集团为背景而起家，且关中位居天下上游，四塞险固。

建国之初，不可能舍长安而都洛阳。但在大一统的形势下，面对较关中辽阔而富庶的关东、江淮地区，居长安又显悬远。洛阳地处水陆交通枢纽，便于财赋积聚。因而需要通过长安、洛阳两京体系来实现对辽阔疆域的有效控制。有唐一代，随着长安、洛阳两京相互关系的变化，两京之间的政区建制、漕运仓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就政区建制而言，随着长安、洛阳相互关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洛阳地位的升降，其间的政区设置颇有变化。武德年间，出于控制洛阳的需要，长安、洛阳间州级政区数目较多。太宗、高宗时期，随着洛阳宫、东都的设置，洛阳以西的州级政区多并入洛州。武周时期，岀于“减削其权，不使专统”的目的，曾一度析分长安所在的雍州。

至玄宗时，随着两京地位的相对平衡，两京之间的政区设置也趋于稳定。

终唐之世，长安、洛阳之间的州郡设置呈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随着两京地位的平衡，州级政区的数量逐渐减少。武德时期，出于对洛阳的控制，在洛阳以西设置谷州、熊州、函州、南韩州诸州，至太宗、高宗时逐步省废；武则天时期，出于削弱长安的需要，分雍州为雍、鸿、宜、鼎、稷五州，至大足元年（701年）又重新并入雍州。

二是随着洛阳地位的上升，洛州（河南府）及其以西诸州的幅员，由“犬牙相入”向“山川形便”转变。唐初，洛阳以西的谷州、熊州辖区切割了洛阳西面山川屏障。随着熊州、谷州的废省，至显庆二年建东都后，洛州西以靖山与陕州分界，山川形胜已相对完整。

就漕运仓储而言，唐代长安、洛阳之间的漕运体系及漕仓布局，以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改革漕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开元二十二年之前，漕运以洛阳为中心。当时，来自河南、河北、江淮地区的漕粮先运送至洛阳城内的含嘉仓。一部分储存在含嘉仓；一部分再由含嘉仓经陆路运至陕州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向长安转运。

开元二十二年之后，加强了对关中的漕运。先是对长安、洛阳之间的漕运通道及转运仓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其主要举措是沿黄河沿线新置河阴、集津、盐仓三仓，从而形成以河阴仓、集津仓、盐仓、太原仓、永丰仓为节点的梯级漕运体系，尽可能地缩短了陆路运输里程。

其后天宝元年（742年），又开凿了连通长安和黄河的漕渠，提高了向关中转输的能力。虽然安史之乱使长安、洛阳之间的漕运一度中断，但刘晏、李泌等采取的一系列整治漕运的措施，保障了长安、洛阳之间包括水陆转运、河渭转运的逐级转运的漕运体系。

就军事地理形势而言，靖函地区依据山川形势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以崎塞为险障，西部以函谷为要冲。在长安、洛阳之间的军事攻防中，能够控制整个靖函地区的一方，就能够完全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唐武德中攻略洛阳之役，李渊集团抢先控制整个峭函地区，充分利用这一地域的区位和交通条件，重点布防于陕县、新安、宜阳三处战略要地，控制靖函南北二道，从而在攻略洛阳之役中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安史之乱中，唐军两次在靖函地区进行关中防御作战。两次相比，天宝十五载（756年）之战，唐军轻易放弃陕州，让出靖函地区西部是潼关失守、关中失陷的重要原因之一；乾元至上元年间（759~762年）的关中防御战，唐军始终拒敌于陕州以东，一则巩固了己方的关中防卫，二则为日后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通过对西汉、东汉、隋、唐各时期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空间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的考察，可以发现，随着长安、洛阳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出于政治、经济、军事防卫等方面的需要，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空间结构，诸如政区设置、漕运体系、防卫体系等，也相应呈现出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