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明实亡于万历呢，看看万历帝如何带动晚明奢靡之风就明白了
万历帝死于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1620年，死后24年，在1644年明朝便亡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明实亡于万历，那么今天宋安之就来说说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
不得不说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宋安之来具体分析一番。
想必稍微熟悉点历史的朋友，都会知道一般朝代开国之初，是百废待兴的时期，更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承平日久若干年后，开始进入文恬武嬉的时代，到了晚期整个社会是下面民不聊生，死气沉沉，而官绅阶级却是铺张浪费的醉生梦死着。
社会风气的改变，虽然看似无关紧要。其实也很要命的，像晚明社会风气就是醉生梦死铺张浪费着，而上层活的太安逸了，也是明朝先被流寇李自成所灭，南明不敌清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明朝万历时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的转型时期，当时官绅阶级铺张浪费已经形成风气，时人称为：“今贵臣大众，争为奢侈，众庶仿效，沿习成风，服食器用，逾僭凌逼。”毕竟随着隆庆开关，当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拥有社会财富的官绅阶级，自然要享受一把，于是生活上越发奢侈。
面对这种情况，万历帝身为天下之主，本应以身作则来抑制这种不良之风，然而万历帝并没有。
万历帝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会享受的皇帝，他的享受简直是面面俱到。
本来在万历帝爷爷嘉靖帝在位的末年，为了节省开支，经过“严加查刷”，主管皇帝伙食的光禄寺开支，每年减至十七万两，比额设银二十四万两节余约七万两；万历帝父亲明穆宗继位后，觉得生活有点清贫，又“改原额为二十二万”；
万历帝刚继位的几年里，更是节缩至“岁用十三四万”。但后来不久，光禄寺的开支就“岁增至二十六七万”，万历三十九年，更是多至二十九万，已经超支太多。
说到这里，先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古代皇帝不经常南巡什么的吗，就是因为皇帝身为九五之尊，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要干什么，全国都要受影响，所以诸如南巡这种烧钱的活动，也就是盛世的皇帝，诸如康熙和乾隆才玩得起的。而皇帝喜欢什么，往往也会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像万历帝喜欢金银珠宝，在万历年间，云南岁贡的金子开始大量增加。当时云南产金甚少，成本太高了，“计盘费、铺垫、杂用，每金一两几费银十两”，给云南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地方官屡次请求减少贡额，而万历帝总是借口“系年例成造各项典礼及各节宫分钱粮所需”，来加以拒绝。
关于珍珠宝石，不只是耗费巨大。像万历二十七年，由于召买珠宝太多了，严重地影响了北京市场的供求关系，“鬻少用多”，“各商操赢乘急，挟取重贵”，户部是“急于上供”，只好“曲徇增价”，“比旧价有增五六倍”者，甚至有增至二十倍者。
万历帝不只是生活方面耗费大，对于宫廷中婚礼等典礼，也是铺张浪费。万历帝成婚时，婚礼费用为七万两，到了弟弟潞王时，可以当家做主的万历帝很是大方，他是“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这次婚礼开销为八万八千多两银子。
万历帝如此挥霍无度，对于明庭的压力可想而知，造成了国库空虚。而万历帝是怎么办的呢，是加收矿税，派太监下去收取。来供自己开销所用。太监这种不男不女的存在，好人没几个，坏人是一箩筐。像在万历三十八年，正阳门箭楼被火焚烧，太监与工部官员预算重建的费用，太监狮子大开口的提出“当用银十三万”。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听后大怒，说道：‘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家举事，不可同众，宜加倍为六千。”在场的太监都很生气，但因为人家说的有理，所以不知道如何反驳，气的都想打张嘉言。
第二年正好是京察，张嘉言“竟以不谨被斥”，说白了就是因为与太监作对，所以被穿小鞋了。
万历帝派太监到地方收取矿税，简直是自毁朝廷名声。随着万历二十四年派出第一个矿税太监，短短三年之内，这些矿税太监基本上遍布全国。
这些矿税太监在地方可谓是无恶不作，经常敲诈富户，甚至诸如陕西的矿税太监梁永在西安是大肆挖掘历代帝陵。
虽然这些矿税太监对于缓解万历帝的财政危机，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每年大概向宫廷内库进献白银一百七十一万两。但负面影响更大，万历三十年九月，大学士沈鲤指出，矿税太监造成的后果是：“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商农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
翻阅史书，当时全国各地为了反对矿税太监，是发生了多起民变乃至兵变，地点有湖广、临清、苏州、江西、辽东、云南、福建等地。
再说说万历帝的怠政偷懒情况，虽然万历帝偷懒三十年之久，并非是真的不管事，而是采取召集大臣私下议事，还有小事不管，大事严抓，诸如万历三大征这种事情就是万历帝拍板决定的。
而且还有内阁可以维系帝国官僚机构的运转，但无疑万历帝的怠政，很明显是加速了明朝的吏治腐败，当时官员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像科举考试是朝廷选用人才的主要途径，可谓是重中之重，依旧是不可避免的有着贪污受贿的情况。
万历帝不知道这种情况吗？其实早在万历二十二年，万历帝就抱怨：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务讲求荒政、牧养小民，止以搏击风力为名声，交际趋承为职业。费用侈于公庭，追呼遍于闾里。嚣讼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徕。遇有盗贼生发，则互相隐匿，故意纵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该抚按官亦只知请娠请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费、务省虚文，乃永远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酿成大乱，朕甚忧之”。
这说明万历帝知道这个情况，但偏偏没什么作为，而是躲在后宫中偷懒，使明朝官场的贪污腐化之风进一步加深。
更要命的是，万历帝在位时期，不只是社会风气太过铺张浪费和吏治腐败，国家已经开始全面腐败，像军队之中虚报战功还有军官冒领粮饷是比比皆是，军官吃空额已经十分常见。
当时国家重要的京营和边军，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在万历三十六年，万历帝自己都承认边境各军“兵数虽多，堪战者少”。
万历帝在位后期，面对财政危机，又想出了一个昏招，那就是增加对老百姓的赋税，诸如三次加派辽饷等。
最后总结来说，万历帝在位时期，这位聪明皇帝，对于吏治腐败和军队毫无战斗力的情况可谓是心知肚明，甚至都承认了这种现象；然而无语的是，这位皇帝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是怠政偷懒，加速了明朝的吏治腐败和军队战斗力下降。同时面对当时社会的铺张浪费现象，万历帝并没有抑制，而是自己也跟着大肆挥霍，醉生梦死。遇有财政危机，就通过矿税太监和加派赋税这种方法来缓解，结果搞的是天怒人怨，民心尽失，简直就是将国家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在万历帝的治世之下，晚明军队毫无战斗力，使弱小的努尔哈赤竟是一步步崛起，朝廷内部更是吏治腐败。造成了武将怕死，文官爱财，百姓民不聊生，地主阶级铺张浪费醉生梦死的现象。
所以到了万历帝死后仅仅24年，明朝竟然被流寇李自成所灭，而久在温柔乡醉生梦死的官绅阶级，则是毫无骨气，大多数是先降李自成再降清庭，不是清庭后来那道剃发易服令，恐怕都没有多少人反抗的。
所以说明实亡于万历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观点到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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