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历史印象：

“宋朝重用寒门所以弱，唐朝重用门阀所以强”。

这句话被很多人当成一个想当然的结论，用以解释两个朝代截然不同的国运。但事实上，这种理解太过简单了。

不是说这个结论完全没道理，而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个“伪命题”。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也正是“重用门阀”与“重用寒门”的优劣之争——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不管是门阀当道还是寒门崛起，对于如今都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通过这两个标签的辨析，我们却可以理解一个组织的兴衰与它的人才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迷思之一：宋朝真的重用了“寒门”吗？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印象中那个“科举盛世”的宋代，真的是由“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庶族寒门在主导吗？

在这个问题上，数据和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根据统计，在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朝廷里的官员出身，通过“荫补”入仕的占到了57%，而通过科举走上来的，仅仅占28%。

什么是“荫补”？

说白了就是子承父业，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天然拥有的做官特权。这已经不能叫“寒门”了，这根本就是无世家之名，行世家之实的利益集团。

尤其是在武将阶层，几乎全是“近亲繁衍的庸碌之辈”。

所以，当我们讨论宋朝的政策时，首先得认清一个事实：

所谓“重用寒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一个真正的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而那些爬上去的人，也未必真的代表寒门的利益。

迷思之二：门阀与庶族，谁更爱国？

就算我们承认，宋代确实为庶族提供了更多的上升渠道，那这就必然导致国弱吗？

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不妨想想，大家觉得股东更为公司利益考虑，还是高管更为公司利益考虑？

门阀贵族，就像是公司的“小股东”。这个国家（公司）是他们家产业的一部分，虽然皇帝是大股东，但他们也持有股份。

公司要是破产了，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他们有维护公司长期利益的天然动力。老杨家不行了，老李家就上任董事长，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

而科举上来的庶族官员呢，更像是被聘请来的“职业经理人”。

他们没有股份，他们的核心利益是在任期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并且取悦董事长（皇帝）。

至于十年后公司会怎么样，“人都会死的”，谁还管得了那么多？

赵宋皇室下去了，来了蒙元皇室，他们高管照样当；

朱明皇室下去了，来了满清皇室，他们高管也照样当。

从这个角度看，门阀的“主人心态”和庶族的“打工人心态”，确实可能导致在面对国家危机时，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迷思之三：强弱的关键，在于选拔什么样的人

当然，心态问题只是一个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你到底在选拔什么样的人才？

有什么样的选拔方式，就得到什么样的人才。

唐朝的贵族，是“古典军事贵族”。

他们的传统是什么？

是“自幼习武，骑马秋狩，家传兵书，长辈密传经验”。这些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进入军队就是中级军官起步。

这叫“穷文富武”，是刻在骨子里的军事素养。

依靠这群专业的军事人才，唐朝可以进行对外劫掠，走的是帝国主义的路子。

而宋朝的选拔方式呢？

过于偏重文科，“文章写得好”是关键。甚至有的皇帝偏好艺术，那么“花鸟虫鱼画的好”也能当官。

让一群文人去指挥打仗，先不说他们会不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至少是不专业吧。

一个寒门子弟，既没有家传的兵学指导，也没有战阵经验，别说怎么指挥，就是怎么在战场上跑路都不清楚。

所以，强弱之别，不在于出身是贵是贱，而在于“能打的人”有没有在真正指挥战斗。

真正的分野：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细节

然而，上面所有的宏大分析，可能都不如一个冰冷的细节来得触目惊心。

宋朝的军队到底为什么打不赢？答案可能就写在他们的工资条上。

根据记载，大宋朝廷对士兵的待遇，到了“闻者落泪，听者伤心”的地步。

最精锐的“上等禁军”，一个月的口钱（工资）是多少？800文。

800文是个什么概念？

当时有个预算叫“决刑钱”，也就是法律规定，给要被砍头的死囚吃的最后一顿“上路饭”，标准就是“八百文”。

虽然经过层层克扣，最后到死囚嘴里的可能只有二三百文，但这标准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时的人都说：京城的乞丐，一个月都能讨到一两贯钱，当兵的才几百钱。

更不用说，有大臣去地方公干，看到护送他的“厢军”，都是“破衣烂衫，甚至光着脚”，武器也是“锈迹斑斑”。

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王朝兴衰之谜，最后都会以这么一种狗血的方式，悄悄揭开谜底。

当一个士兵的月薪和死囚的断头饭是同一个标准时，你又怎能指望他为你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呢？

古今皆然。

番外

我们的正文中一直强调唐朝重用贵族门阀，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准确：

唐朝的整个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皇帝与贵族门阀的斗争史。

但凡读过史书就会发现，从李世民中后期开始，到李治、武则天夫妇，他们的执政核心理念之一，就是“打击贵族门阀势力，启用寒门庶族”。

他们不断通过科举来选拔新人，以平衡和削弱传统门阀的政治影响力。

甚至到了李隆基时期，为了保证军权，更是“违背祖宗决定”，大量使用番将来领兵，结果玩脱了，直接搞出了安史之乱。

所以，所谓“唐朝重用贵族”，更准确的说法是，唐初的强大，是建立在“关陇军事贵族”这个能征善战的集团基础之上的。

但作为一个力求中央集权的王朝，它从始至终都对这些“小股东”怀有极大的警惕。

而科举制度，恰恰就是它用来掺沙子、挖墙脚，以实现权力平衡的重要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唐朝恰恰是因为同时拥有“门阀”和“科举”两种人才来源，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平衡和人才互补，才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而宋朝的问题，则在于门阀彻底消失后，“科举”这一独大的模式，并没能筛选出足够保卫国家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