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为何分三国。其实不是因为董卓捣乱，更大的是社会结构性问题。

在三国之前，西汉的时候，赵广汉到中原颍川郡做郡守。他发现这里的两宗豪强大姓原氏、褚氏，各自都有数十百家，非常横恣，家里的门客甚至公然抢劫，抢完之后，跑回豪强的家里，官吏们都不敢追。此前的几任郡守，都不敢管这两宗豪强。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候，开始使用严酷的法令，一个绣衣使者派出来，到一个郡就能杀死一万多人，令人胆寒，豪富之家被削弱很多。随后的汉宣帝也是任用法吏而不用儒生。

赵广汉就是汉宣帝时候的人，他到颍川郡当郡守，就要对付当地的豪强们。豪强，也叫豪人、豪富、豪右、豪杰、大姓、强豪、强宗大族。豪强是对他们的统称。但他们并不是官吏，而是地方的大地主、大商人。在以财富而非血统来划分阶层的时代，追求财富就是所有人的唯一目标，豪强们则是追求自家利益最大化，而违法和侵害他人利益又是获利的最快途径，所以豪强往往是法令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豪强侵害小民是常见的事情。同时，豪强们为了维护自身在地方的既有财富和势力，就总想控制政府，这样，当大姓侵害弱姓小民的时候，就没有人管了。而他们控制政府的办法，就是彼此互相团结起来。

颍川郡这里就是如此，当地豪强不但横恣，门客公然当盗贼，而且豪强们还互相结成婚姻，又跟小官吏们结成朋党，这样一起钳制本地长官，所以此前的郡守都根本管不了他们。赵广汉到任之后，先是诛杀了原家、褚家的首恶，于是一郡振栗。随后，他又想办法拆散豪强家族之间的婚姻联合，离间他们，叫他们互相斗，这样便于自己控制。于是他找到几个豪强大姓愿意配合自己的，叫他揭发别的违法的豪强，然后拿着证据，处置被揭发的人，处罚完了，又故意把证人泄露出去，从而叫他们互相怨恨。又设一个举报的匣子，有人来举报，就偷着把上面的落款姓名给改了，改成某个大姓的名字，这样使得他跟别家结仇。最后强宗大族家家之间成了仇敌，奸党这才散落，互相告发，他这样才把郡里给治理清净。

赵广汉审判案子，如果是豪强侵害小民，就尽量罗织罪名，把这豪强杀掉，如果是贫弱小民犯了事，则尽量寻战法令依据，饶了他。

赵广汉因此威名远传。然而这只是极少的成功例子，此后各地长官能治理到这个水平的，绝无仅有。

更多时候，官吏们是向豪强妥协，乃至串通一气。比如汉武帝时候的御史大夫张汤，要上奏做什么事情时，就事先告诉商人，商人就相应囤货居奇，等国家批下来，要办这事了，需要采购什么，商人趁机就挣了大钱，然后跟张汤分。以至于汉武帝说：“我想做什么，商人就知道了，就更多地囤积这种物品，好像是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跟豪强合作，能发财，而对豪强严格执法，往往是自讨苦吃。就在赵广汉去颍川郡做郡守的同年，长安附近有两个富人，焦氏、贾氏，花了数千万钱大量购置木炭和苇席，这是用于修陵墓的材料，等皇上要修陵墓时，就只好高价买他们的。于是，大司农田延年就上奏，没收了这些货物。这两位富豪急了，就上书揭发田延年，说他雇了老百姓三万辆牛车运输施工材料，每车雇佣费是一千钱，却上报国家两千钱，从而自己私吞了三千万钱。于是田延年被审查，情况属实，田延年被迫自杀。

也就是说，跟豪强对着干，下场往往很惨。作为长官，俸禄有限，难免就会干点违法受贿的事情，除非能忍受清贫，而豪强也有人脉关系，再和小官吏结为朋党，就能抓住长官的把柄。这是地方长官不敢管豪强的原因。

跟赵广汉同一时期，涿郡那里一连几个郡守都是无能，于是几大豪强家族横纵，郡内的官员们都惧怕躲避这些豪强，说：“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宁可对不起咱们的领导，也不能惹了豪强。最后汉宣帝派了一个号称“屠伯”的郡守，杀了上百人，郡内方才清净。

汉武帝和汉宣帝都是以严法和任用法吏为特征的，但豪强尚且这么不好管，随后汉元帝则宽柔，喜欢用儒士，随后几代皇帝也是如此，于是豪强恣意任为，就更甚了。到王莽时，受不了这个局面，就搞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改革，结果各地举兵，以恢复汉室为名义，把他推了下去。

接下来，刘秀恢复了汉朝，所谓东汉，刘秀当了东汉第一任皇帝。刘秀本人是被豪强出钱出兵抬上君位的，但是出于为国家考虑，他也想压一压豪强，于是就派人厘定他们的土地。结果州郡长官都不敢惹豪强，不敢查豪强家的地，只把下级豪强和小民家使劲查了一通，向他们加税，弄得人情汹汹，闹喊不公平，拼命上书。刘秀只好杀了十几个刺史郡守，向天下谢罪，此后再也不敢说查地的事了。

接下来东汉的数代皇帝还不如刘秀，都是政多恩贷（比如把盐铁国家专营也放弃了，从而给了豪强更大的谋利空间），不用狱吏，专用儒士，以德率民，纲纪松弛。这样下传十一帝，到了汉灵帝时，豪强家族就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豪人的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依附民以万来数（所谓部曲），牛羊满谷，财货盈室。他们的荣乐超过封君，势力和郡守县令相匹，用钱财贿赂来给自己帮忙，犯了法也不受惩罚，还有刺客死士，为之卖命。豪强家有人有财有打手，你要用法令对付他，他就派刺客对付你。（原话是：“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牛羊满谷，财货盈室，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这些豪强大姓不但财力惊人，而且还一如既往地互相团结，合在一起凭凌本地的郡县长官。他们对于官长中的贪佞之徒，就贿赂收买，从而向他请托（求他放过自己违法的事情，类似小企业主向官员请托，允许自己的厂子胡乱排污水）。对于官长中的正直分子，就手握其长短，横加诬言，从而摧折之——通过诬告，使这人丢官。

这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汉灵帝的官员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拱手闭嘴地不作为，把这作为模范官僚的形象。自公卿以下的官员们还都互相告诫说：“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意思是坚持国家法律去惩治豪强，那是要倒霉的，而跟豪强们苟且在一起，则比较好。

设置官吏的目的，是为了管理民众和维护社会秩序，而官员们已经管不了民众中的豪者，乃至互相串通，于是奸邪难禁，豪者欺凌弱者，于是社会秩序大坏。豪强们把地方政府的行政秩序都给搞乱了。

这是东汉一贯的宽松政策导致的后果。同时东汉法宽，导致官吏们也放纵，向小民胡乱摊派征敛。所谓东汉的宽或者仁政，只是宽纵了中层的官吏和豪强，而小民受益很少。更严重的是降低了中央权威，地方这是分裂三国的根本原因。

但是，如果太严的话，又会像上一个秦帝国那样迅速奔溃。唉，真是不好管啊。到底是强集权政府，还是守夜人式的宽容政府？秦朝和汉朝，两个都试了一遍，似乎都没找出有效办法。不管怎么样，后来的曹操、诸葛亮都是偏法家的人物，正是惩于东汉失之于宽的错误。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