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便承袭军职，40余载戎马倥偬，身经百战，以他为核心的戚家军，使敌寇闻风丧胆。而戚继光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赫赫战功，还在于他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在于他勤于总结治军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军事理论。在其所撰《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中，他对自己的军事理论做出了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生动的精辟论述，并以此作为军队日常训练的标准和对敌作战的方略。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为后世所推崇，从《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不断刊印及海外传播的情形可见一斑。

戚继光久居将位，在其军事理论中，非常重视对军队中各级将领的培养——“练兵之要在练将”。那么，他的“练将”到底成功不成功呢？

一、戚继光的“练将”理论

相传为姜太公所撰《六韬》中的韬略理论，开启了中国古代将帅思想之先河，春秋战国时期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经典著作中的将帅观则奠定了中国古代将帅思想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书籍中关于“练将”的篇目，全面概括了作为一名优秀将领必须具备的条件，不难发现戚继光的“练将”理论，既对中国传统兵家将帅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又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制定了全面且具体的将帅标准，是对中国传统将帅思想的极大发展和完善。

鉴于明代中后期军队建设积弊日深的情况，戚继光在长期的领兵作战中深刻认识到将帅在战争中对战事胜负、民众生死、军队存亡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进而提出了他对将领选拔和培养的主张。

近些年，学者们对戚继光“练将”思想的研究已较为透彻、系统。如：在赵海军评注的《戚继光兵法》和邱心田校释的《练兵实纪》中，都将戚继光的“练将”的军事思想归纳总结为“德”“才”“识”“艺”四个方面，并要以德为首，德才兼备。

朱亚非《练兵与练将——戚继光军事理论再探讨》中认为对将领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上，戚继光提出新的选将标准，即德、才、识、艺四者兼备，要以将德为上，重视才干，还要求将领熟悉理论，重视实践，并对将领划分品级、量才使用。梁娟娟《论戚继光的将帅思想——兼论其对孙子将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则指出，戚继光将帅思想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忠、智、仁、严、勤、艺六个方面，即忠君、卫国、保民的忠孝思想，知兵、善谋、通变的用兵才能，爱卒、善士、恤兵的仁爱思想，重法、贵信、尚严的军法意识，勤政、务实、廉洁的职业操守以及专精一门、旁通数门的军事技艺；

认为戚继光不仅继承了孙子的将帅思想，还加入了与明代现实息息相关的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如“针对明代中后期将官不知忠君爱国、一战即溃的现实，特别强调了将领‘忠’的道德品质，指出只有心术正才是为将之根本；针对明代武器进步、冷热兵器并用的新情况，指出将领应该通‘艺’，具备综合运用各种武器、创造新战法、应对各种情况的才能”等；还指出戚继光也在具体层面上提出了“为将”的具体标准以及为何要达到这些标准和达到这些标准的具体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将帅养成理论。

二、戚继光“练将”思想的实践

（一）戚继光“练将”的方法

有明一代，武官的进途并不单一，择取武官的途径主要有四种，据《明史》载：“其途有四，曰世职，曰武举，曰行伍，曰纳级。”其中，世职即武官子弟世袭武职。明初武官随朱元璋、朱棣四处征战，多有军功，承袭元代武职袭替制度。行伍是百姓因时势入伍从军，并在军战中立有战功，便可以通过地方官员的举荐而逐级提升为将领。纳级则是按照捐献钱财、粮马的多寡来获取官职或提升自己的职官等级。

而武举则是科举取试，“草莽九流，咸许在试”，但成效甚微。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曾说：“为武弁者，豢养几二百余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将；为科目者，几历七十余科，而科目不足以得将。中间寥寥有闻，足为边鄙输力称名伟者，不过数人。多出甄拔，未闻咸由豢养、科目之徒。”可见，上述四种选择武官的途径，极少能够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军事将领，即便成为将领者，也多是良莠不齐，不堪用于战事。

戚继光久居将位，对军队中各级军官的培养、选拔、任用都特别重视，曾言：“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军之死生系焉。”他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官办的武学。由于武学在明代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广泛存在，戚继光希望通过改革武学，令各级军官在武学中修习，全面提高其军事素养，使其成为栋梁之材。

根据戚继光《会学院作兴三屯武学》《请设三武学疏》等所述内容可知，他曾推荐三屯营军官子弟进入武学修习，同时还结合明中后期军队将领军事能力缺乏的现状，奏请在密云、遵化及永平等处增设武学。同时，戚继光也对武学的招生、教学课程、教师聘用等制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构想，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在职将领教育培训体系。

一是要扩大武学学生的招收范围。明代武学创立后，可以进入武学学习的都是武职官员子弟。在《大明会典》中，记载武学学生主要为年二十五岁以下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在职武官、武职官员的应袭子弟以及武职官员其余弟侄年十岁以上者。《明史》“武学”条中也记载武学生源为“京卫、各卫幼官及应袭舍人与武生”。《明会要》“武学”条中亦载：“天下军卫子弟多习儒业，其勋戚子孙袭爵者，习礼肄业于国子监。

至各卫幼官暨子弟未袭职者，在两京并建武学，如京府儒学之制。”武学生源此后虽有一定变革，但始终未能脱出武职官员子弟之窠臼，如“（正统）九年题准，通行各都司卫所，凡武职官员下儿男应袭优给，并其余弟侄年十岁以上者，俱听提调学校风宪官，选送武学读书”，“（正统）十三年题准，各营总兵官会同提督内外官员，于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除坐营掌号头、把总、掌印不动，其余选年二十五岁以下一二百员，与都督、镇抚等官应袭儿男，俱送武学教习”。

戚继光主张武学学生的来源要更加广泛，要不问其出身如何，“无分于武弁也，无分于草莱也，无分于生儒也”，凡“有志于武者”，便可“群督而理之”。他也曾在隆庆五年（1571）初上《请设三武学疏》中明确要求武学应“先将门子，卫所幼官及应袭舍人，每学百人为率，其民间，须技力绝人，资质厚重者间入之”，可见他是希望打破武学只招收军官子弟的传统，试图将民间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收入其中。“戚家军”中部分将领出身白丁，正是戚继光这一主张得以推行的有力证明，因此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明廷的支持，“至于民间技能之士，必须超群绝伦，真有实用者，方许入选，勿得滥收”。

二是要改进武学修习科目。据《明实录》等史籍所载，明代武学学生是以学习儒学经典为主，辅之以兵学书籍和操练，如“（武学）宜兼习经书，请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明正统六年（1441），京卫武学始立学规，对年少和年长武职子弟做出了不同的要求，年少者“所读之书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有志者不拘”，且“幼官子弟日写仿纸一张率以百字为度，有志者不拘”。

年长者，而难于读书之人则要求“五日一集听讲，其会讲之日，教授、训导咸在内，轮一员，以大诰武臣、历代臣鉴、《百将传》及古今名臣嘉言善行，内采一段升座讲说，务在坦直明白，易晓各官，齐班祗揖立听。有未晓者，许其请问，再为解说，务使粗知大义。

讲罢，祗揖而散”。明成化元年（1465）重新申定学规，对需要学习的儒学及兵学书籍未作修改，但对武术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明实录》中载为“每月初二日、十六日，教官率幼官子弟，于城外空地、演习弓马”。《大明会典》中还记有“幼官、武生肄业外，每五日一次习演弓马”一则。

而戚继光秉承了明廷的规定，并希望对武术方面的课程进行扩充，不仅要“习演弓马”，还需“各专一业”。首先，对学生们在武学中学习的武备相关课程做出系统分科，以期因材施教。不只要读《孝经》《忠经》《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更要求扩大他们学习书目的范围，学习《武经七书》等兵家经典篇目以丰富其用兵作战的理论，学习《百将传》等书以了解历代名将的品德、行事作风及其功绩，进而树立武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习《春秋》《左传》等史书以拓展武学生的历史知识，使他们能够在文韬武略两个方面均有较大的提高。

其次，戚继光认为作为将领不仅要熟练掌握“弓弩刀槊、矛盾戈铤、军火神机之类”兵器的使用，还必须加强武艺的修习，有武艺傍身上阵打仗才能勇往直前——“将军者，将军于前，使无技艺在身，安得当前不惧？”这就需要“凡种种武艺，皆精习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须专习一二种，务使精绝，庶有实”。

在戚继光看来，只要打好基础，再用心修习各种武艺，其进步也会非常迅速，“肯专心致志，过一月可熟一种”。只有这样的将领才能鼓舞士兵奋勇杀敌，“且身当前行，恃我之技，可当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随，人人胆壮，惟看将”。而对专事于“翘关、负重”之材，则需选用“引弓若干钧、弩若干石、扛鼎若干斤以上”的人选，对其进行专门训练。此外，还应加入与军事战争相关的一些技能，如阴阳、星历、游说、间谍、火攻、水战、阵图战法、秘术奇技等。

三是加强实战训练。在武学学习的多是书本上的经验知识，拳脚枪棒和阵法也都只是套路训练，因此戚继光还要求加强实习和实践，在实干中增长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灵活运用在实际战斗中。他要求先是把武学学生分到“实用营中，习教阵法、操法”，即到部队中学习各种军事技能，熟悉行军布阵的要领，掌握作战指挥的方法，或称为实习。如习有成效，考核合格后，“再付各有事地方将领，随营出征，习临敌真战真法”。只有“于实境以试之”，才能算是“练真将”。

在顺利通过武学学习、军队实习及实战三个阶段的培养和锻炼之后，戚继光认为这些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素养，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给予任用：先要“小委以尝之”，即经过试用，“尝之无疑，然后可用”。同时，也提出任用将领的原则是“量才擢用”。其中，军事素养较高且能“兼以文义，雅有德量”的，可以为大将；

“优于技艺，励于鼓舞，短于文学”的，可以为偏裨将；“才有余而志不足以当之，勇有余而志不足以承之”，只能当“小将”，即低级将领。还有一种人，虽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其军事修养和道德质量都不足取。对他们，可以“收之幕次，因其事变，偶一使之”，而且只可在钱财上给予优待，不能轻易授以官爵。

四是加强武学的师资力量。明制如遇武学教授缺员，兵部常会以乡试武举充之，戚继光认为当时的武学教授人选不足以应对他所提出的武备分科目教学的要求，故主张不应拘泥现有选人方式，可以适当破格任用，“夫章句之儒，颇多迂腐，介胄之夫，亦鲜知兵，宜多方咨访精通韬略者数名，破格用之，充武学教授”。

据《明史》中“武学”条所载，“京卫武学，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一人。卫武学，教授一人，训导二人或一人”。明代规定，卫学教官中，教授从九品，总理学事，教诲所属生员，训导则未入流，位杂职上，辅助教学。戚继光还希望对教官的升迁做出较为明确的要求，对不能达到要求者“如旷职废事，军门巡抚咨报兵部黜革”。

据《大明会典》记载，“教官、幼官及武职子弟廪馔，每人月给食米三斗”。戚继光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增加，“夫军士占籍，远近不一。若供赡不给，则士习不安。宜照儒生例分三等，稍优厚之：一等月给米一石，二等月给六斗，三等月给行粮四斗五升。其系职官支俸者，止给行粮”，使武学的教员、学生都能够安心教学。

（二）“戚家军”将领略考

戚继光在回顾自己的40余年从军生涯时，有“部曲起家为大将者十人，内围玉者十五人，副总、参、游而下无虑百计，得卫所世官者数百计”之说，这些人便是“戚家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能得知“戚家军”将领是否通过了武学的培养，但也可以在里籍、军功、迁升、刑名等方面客观地反映出戚继光选将、练将方面的成果及其军事思想在其军事活动中的实践情况。

三、戚继光“练将”的成效与局限性

《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戚继光所撰《练兵实纪》时称：“盖继光为将精于训练，临事则飙发电举，当世称为戚家军。”可知“戚家军”是由戚继光按照自己军事思想所实践训练的军队。

（一）戚继光“选将”“练将”成效

通过上述考查和对“戚家军”将领生平的缕析不难得知，戚继光在组成“戚家军”时，“选将”“练将”方面突破了明朝武官只能通过“世职”“武举”“行伍”“纳级”四种选拔的途径，在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维护明朝边疆安全以及抗击倭寇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览“戚家军”将领生平，不难发现，戚继光对将领的选拔任用是相对积极的：一是戚继光在挑选将领时不会过多考虑将领的出身，在“戚家军”的将领中，有平民，有胥吏，有生员，也有卫所各级武官，更有罪犯，尽管他们身份各异，但也能够因为自己的战功和历练而成为“戚家军”的将领。

二是在挑选将领时不会以地域为评判标准，尽管其军中籍贯为浙江义乌的将领占有比例最多，概因“义乌兵”跟随戚继光征战时间最久，考察、培养、任用、提拔的时间也足够丰富。三是戚继光没有以亲属血缘关系作为选拔将领的标准，“戚家军”将领中除戚继美和戚金之外，再无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将领。

戚继光对于军队纪律要求严明，甚至可称得上严苛，但爱兵如子，与军士们同甘共苦，一起上阵杀敌。他也曾言“夫将者，腹心也；兵者，手足也”，足见其对将领和军卒的重视。而他治下的武将和军卒对他的品格与作风是十分敬佩的，亦拥戴其统领全军，并在戚继光领导之下在抗倭行动中屡屡破敌，其“万人一心”的军事思想极大增强了将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特别是在戚继光取得台州大捷后，胡宗宪甚受鼓舞，立即向明廷表奏戚继光平倭之事，言：“台金严参将戚某……身经百战，勇冠三军。持廉秉公而士心咸服，令行禁止而军容整齐。执锐披坚，见贼则轻身先进；绝甘同苦，遇士则推腹不疑。”“戚家军”征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向披靡，彪炳史册，再一次证实了精兵劲旅无不保持严明军纪这一规律。

“戚家军”的军士们在作战中能够很好地领会、执行、继承、传播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他们的武器装备、“算定战”思想、战守结合、“大创尽歼”思想及合同战术等行军布阵、对垒战法大都是运用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特别是在朝鲜王朝“壬辰倭乱”期间明廷派军入朝参战，其中的主力部队便是军纪严明、作战英勇的“戚家军”，戚继光训练的南兵将士不仅在战场上作战勇猛，“戚家军”将领还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指导协助朝鲜练兵，在中国的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戚继光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他的部下、同僚，戚家军中有很多军士都会以戚继光为榜样，衷心跟随戚继光南征北战，向他讨教兵法，在明代军事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戚家军”的将领多因战功卓著而有所升迁，或有晋都督之人，亦有多人被升任总兵、副总兵或加衔副总兵，特别是在万历初年为最盛，“戚家军”中除戚继光外，张元勋、胡守仁、李超等同时作为总兵镇守广东、福建、浙江各地，统领一省军务，可谓无出其右者。

再如吴惟忠，曾长期追随戚继光，早年间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便已立下了汗马功劳，至明万历十九年（1591），奉诏率军远赴朝鲜援助抗倭，在平壤战场上立功受奖，后被加封为金吾将军。足见戚继光对“戚家军”将领在培养、任用等方面确实非常成功。其中仅一两个中低级将领出现贪墨军饷等违反军纪之事，也从侧面体现了戚继光对“戚家军”在“将德”培养上的突出成效。

综上，戚继光通过“练将”，使其忠君、卫国、保民、知兵、善谋、通变、爱卒、善士、恤兵、重法、贵信、尚严、勤政、务实、廉洁以及精通武艺的“练将”思想在“戚家军”将领中基本得到实现。

（二）戚继光“练将”的局限性

我们在肯定戚继光和“戚家军”的丰功伟业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戚继光“练将”思想在其自身的实践中还是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戚家军”的将领，特别是随戚继光北上镇蓟的将领，他们的仕途也与戚继光的仕途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官兵同欲”“万人一心”的军事思想确实极大地增强了军士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在东南抗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使“戚家军”将士有些过分依赖戚继光，致使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都难以与戚继光比肩，乃至他们的升迁贬谪都随戚继光在明政府中的沉浮而变化，当戚继光在明廷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后，“戚家军”中便无人能够升迁至更高的职位，尤其是在戚继光致仕之后，不仅多人被免去官职，亦无人能够因开疆拓土、卫国保民而流芳于世。

而明万历二十三年发生“蓟镇兵变”后，明廷竟认可王保、李如樟等人屠杀功臣之举，授平叛之功，或许是受到类似于秦桧“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这类谗言流毒的影响，但这些将领的个人能力的培养和军事素养的训练情况还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也为戚继光“练将”的成效打上了一个问号。

在《史记》中记载孟尝君田文与其父田婴的对话，曾提及“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而考察“戚家军”，与戚继光有明确血缘关系的仅戚继美一人，有族亲关系的仅戚金一人，可以算是任人唯贤、举贤避亲的表率，但也不难看出当时戚氏一族人才难觅的窘境。

而在戚继光致仕后，戚继美、戚金乃至其他将领更无人可统帅“戚家军”紧密团结继续战斗，没能形成如天水一朝时杨业、呼延赞、高琼般父子祖孙、部曲僚属乃至巾帼女眷满门历世守土抗战的盛景，这固然与明政府的政治制度及其军事统领形式相关联，但也反映出戚继光“练将”思想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戚家军”将领战功赫赫，却没有人能够在军事理论、实践上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更没有对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有更进一步的总结和发展，实为一件憾事。而这或与“戚家军”将领出身、学识、年龄、军旅生涯、仕途变迁不无关系，也是戚继光“练将”思想中未能解决的一个矛盾。

戚继光对于军队将领的选拔、培养仍寄托于改革明代的武学和武举，只是通过对武学中学习科目的革新，加入军队实习及实战训练等方式来增强军队将领军事素养，不仅缺少培养军事人才的针对性，也没有触及军事人才匮乏的根本，更没能推动明廷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强大。

同时，戚继光对于将领的任用则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给予不同职位，但这些将领在任用后，却缺少根据其不同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训练，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兵种军事人才的培养需求，未能制定出更加细化、深化的举措。而军队将领军职提升的途径多是凭借军功，亦缺少官阶、考核、晋升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也凸显出其军事人才培养选拔思想体系尚不完善。

综上，戚继光在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后勤体制等各个方面、层次的军事思想和实践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后世的军事发展起到了借鉴意义，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座高峰。但戚继光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必然也会造成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