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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立即着手做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派汪锋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1、汪锋的使命

汪锋，当时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军委成员，兼红二十六军政委。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员曾长期由他领导，他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

汪锋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曾与刘志丹等一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发动的“肃反”运动所扣押，关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派王首道将汪锋等人释放出来。

1935年11月的一天，汪锋奉命由瓦窑堡来到前总驻地——鄜县（今陕西富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

第二天，毛泽东约见他，首先询问了陕北一些人的情况，之后向他交代了去西安的任务，让他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进行谈判，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

汪锋向毛泽东报告了他所知道的十七路军的情况。他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

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等曾在这个部队工作过，至今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十七路军中从事秘密工作。

在杨虎城周围还有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等）。因此，他认为这次去西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表示将竭尽全力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几次约汪锋谈话，向他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作了精辟分析。

毛泽东说：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把他们驱赶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对杂牌军实行排斥和削弱方针，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同胡宗南统率的中央军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

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于是，汪锋便离开前总所在地，经过张村到达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在这里，他找到向导，确定出苏区的路线，并把自己打扮成商人模样离开苏区，向敌人统治的长武县进发。

当走到离长武县城25公里地方，汪锋遇上两名便衣特务对他进行仔细盘问和搜查，结果缝在皮衣里的毛泽东给杨虎城等人的亲笔信被搜查出来。

幸好两个“土特务”看到信是写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把搜查出来的信又还给汪锋，并请他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

汪锋为平安地到达西安，在长武县城外约见该县县长党伯弧，并与他单独谈话。汪锋如实讲明自己来意，简略地阐述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汪锋说，这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十七路军前途，要他加以协助。党伯弧听到后有些犹豫。

党伯弧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送他到达西安，颇感为难。因为两个便衣已经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300多里，路上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

汪锋告诉党伯弧，可以按他对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办法，第二天，党伯弧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卡车把汪锋直接送到西安绥靖公署。

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锋。

张当年曾参加过革命，在渭华起义时就与汪锋相识。这次重逢，张对汪很热情，安排汪住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汪名义上是“犯人”，实际上比较自由，生活上也照顾得较好。

大约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西客厅秘密会见汪锋。汪锋会见杨虎城后，又与王菊人、张依中见了面，但都未谈具体问题。

汪锋在西安期间，还会见了杜斌丞。汪告诉杜，毛泽东有信给他，放在杨虎城那里。杜说他没有见到，估计是被杨虎城扣下了。

杜斌丞表现很热情，询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虎城的态度。

他认为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动摇。杨有统治陕、甘的“雄心”，对红军有些害怕。

他建议中共方面对杨多作解释，以打消其顾虑。杜斌丞也提到张汉民被杀事，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

汪锋如实讲了张汉民遇害经过，说明了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中共中央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斌丞听后表示说中共处理很适当。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杜斌丞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

汪锋在西安停留约一个月，临行前一天，张依中通知汪返回苏区的日期和路线，决定派军法处军官庞志杰（中共地下党员）送他们到淳化，并告知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

第二天早7时在北关集合，杨虎城要汪锋带到苏区的人原来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王世英。他们一行坐马车经三原到淳化，经过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是中共党员)的防地进入苏区。

汪锋从陕北来到西安，其使命是代表红军与十七路军商谈互不进攻、联合抗日问题。

本来，这也是杨虎城当时十分关心和希望解决的问题；可是，由于杨虎城是第一次与汪锋见面，加之汪在来西安途中曾被便衣盘问和搜查过，所以杨未敢贸然与汪商谈这个重大而又机密的问题。

2、王世英与杨虎城的谈判

就在汪锋滞留西安期间，杨虎城派崔孟博去天津，请求设在天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到西安谈判。

地下党组织决定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西安，一是与杨虎城谈判红军与十七路军合作抗日问题；二是顺便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恢复中断了的联系。

1936年初，王世英随崔孟博来到西安，住在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金敏生家里。

杨虎城会见王世英是在西安九府街止园，即新建的杨公馆内。杨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只有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帮助安排，会见时没有第三者在场。

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世英1936年3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述：

两人见面寒暄后，王首先对杨“说明我们经常对十七路的关心及对他的希望”；“目前中国民族危机的情况，南京政府政治威信低落，全国民众抗日反蒋情绪高涨”；“他过去革命的光荣，以及一般人目前对他的希望，提出我与南汉宸私人对他的意见”，主要是：“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自己实力，加紧充实自己，训练自己”；“与红军保持友谊关系，与其他反蒋派联络，发动抗日反蒋战争”。

王世英讲完后，杨虎城的答复是“对目前情形他很清楚，说明他的革命立场”，对1928年“刘子华、魏野畴在十七路活动（起义)”提出意见，谈了十七路军当前的“内部问题，

孙蔚如思想进步，惟在环境上顾虑尚多：胡宗南在陇南的威胁，陕甘东北军及中央军势力尚强，蒋调动军队很易”。

杨虎城最后谈了他对国内各方面的政策：

“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由合法运动，再变成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在可能范围内可以帮忙”，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绝对保守秘密，以后不要给他写信或派人，可建立电台关系”，希望红军与井岳秀部保持“与他同样关系”。

王世英表示同意他的上述意见，并立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

王世英还证明，汪锋是自己的同志，于是杨虎城立刻答应将汪锋交给王世英，允许设法送他们回陕北，并赠他二人路费500元。

王世英等到瓦窑堡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晋西参加政治局会议。

根据中央指示，王世英又从陕北赶往晋西前线，在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了几年来坚持白区工作的情况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经过。

中央决定：

关于与十七路军建立统战关系问题，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下述四项原则：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3、王炳南加入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由于白区工作需要，中央指示王世英迅速返回华北。

途经西安时，将中央同意的上述原则转告杨虎城，特别请杨尽快建立交通站，注意同东北军搞好关系。

王世英由晋西到瓦窑堡后，随同去延安和张学良会谈的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延安城外，后经介绍，通过东北军的交通关系到西安。

这时已是4月底，杨虎城未在西安，驻节韩城。王世英在王菊人陪同下到韩城再度与杨虎城密谈。王

向杨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上述原则，并允许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六七月间，杨虎城密令驻鄜县的十七路军部队开办一个军用合作社，实际上是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社。

此外，在西安还设立两个交通站。这些交通站对给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红军来往人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王世英从陕北到达西安的前后，王炳南也从国外衔命归来，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

王炳南的父亲是杨虎城的好友。1929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入德国。王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团，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抓紧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鉴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到达陕北，西北地区局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争取西北实力派杨虎城联合抗日显得尤为必要，而且也有了可能。

因此，中共代表团决定派王炳南回国，向杨虎城提出关于反蒋抗日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争取他联共抗日。

王炳南1936年4月初到达西安，向杨坦率地讲了自己回国的使命，给杨分析了欧洲和整个国际形势。

杨很重视王所讲的一切，邀请他到三原东里堡别墅又谈了一天。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此时他已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王炳南的归国，使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

王炳南将会见杨虎城的情况通过巴黎《救国时报》及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报告（此时他尚未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到上海会见了杜重远。杜介绍他回西安与张学良会面，王与张也谈得很投契。

杨虎城本想请王炳南协助他做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教育工作，因王突患严重关节炎症，直到九十月间才逐渐好转

。因此，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后，王炳南才正式参加各方面活动。

4、张文彬加入十七路军统战工作

张文彬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红军代表，于1936年8月26日由陕北到达西安，专门做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8月30日晚，张文彬先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见，就双方互不侵犯、合作抗日、互相通商、双方联络等问题初步交换意见，为张文彬与杨虎城的正式会谈做准备。

9月6日晚，张文彬会见杨虎城，两人密谈约两小时。

首先，张文彬就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口头协定的具体内容提出如下建议：

（1）互不侵犯。

A.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

B.杨负责抑制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组织保甲。

C.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

A.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方国家贸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

C.苏方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驻军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3）建立军事联络。

A.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

B.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

张文彬提出上述方案后，杨即发言，大意谓：

各项均能同意，双方意见均无冲突处。

张文彬会见杨虎城后第二天，又与王菊人、崔孟博见面，将杨虎城与张文彬达成的原则协议具体化为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张文彬也同时电告中央：

（1）十七路现尚未接防，将以十七师王（劲哉）旅驻最前线，旅部将在鄜州、肤施及其以北潘龙止，均以最少数部队营连分驻（潘龙是否驻还不定），十七路主力均在鄘州以南，以备有事。整个部署俟决定后当再电告。

（2）民团将以消极的集中训练统一指挥名义严密纪律等抑制其活动，积极的方式是改造个别不听指挥者。

（这对巩固杨在民团中的指挥都有关系，故他愿意如此做)保甲组织以目前部队无政训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将来如有政训处也不致成大问题，至少可以采用东北军所用过的方法去抑制。

（3）交通地点他们以在鄜州为好，我因离苏区太远，决在肤施及到甘泉的侧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义前后各驻一人，办理货物转运。

至于人员的来返，另外由人负责以更谨慎。

（4）电台可立即设立，只等你们把新约好的呼号密码收到通知我们以便开始联络。

张文彬还就下列几个问题交流了意见：

（1）杨虎城提出：“因为十七路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

张文彬说：“与南京应付是需要的，但必须努力实际的抗日准备和防止并打击蒋的破坏阴谋。”

（2）杨虎城向张文彬表示，他“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

张文彬认为，这是杨虎城“怕我们挖其墙脚，要他变红军”，因此回答杨说：“我方从未有此企图，不过愿其立即成为坚强的抗日友军，并建议他立即进行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抗日纲领和自己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起来。”

（3）杨虎城希望红军“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争，则对于国际援助也可以。”

他还具体提出，红军的“根据地最好在甘、宁、陕。”此前，杨还对人讲过：陕南富足，红军最好在那里创立苏区。王菊人曾以试探的口气对张文彬说：“将来红军最好以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总之，他们都不愿意红军占领他们的陕西地盘。

对此，张文彬一面表示“对杨此意当转告毛、周，同时说明根据地是重要的，是已有的，并且在抗日根据地不一定要成为苏区才可，只要是抗日友军所在地都可完成。”

（4）杨虎城很关心国际援助问题，在会谈中“他表示怕目前不可能，又害怕只给红军的援助和如何援助”。

张文彬则说：国际援助“目前已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至于援助的“方式与方法，则按具体情况决定。”

（5）当时拟议中的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主持，杨虎城对此心中颇有疑虑，他对张文彬“表示西北要张领导，但感张部复杂，有法西斯、有汉奸分子，张亦为继承父业，非经艰苦经营，恐有不可靠处”。

张文彬答复说：

“对张本人及部队情形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国条件，有许多条件足以改变的，并愿杨根据本人革命历史和意志，及共处西北利害相关应倍力推动。”

（6）杨虎城在会谈中还提议召开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会议及合组各方抗日政治核心组织问题”。

张文彬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当代转，并希各方推动促此成功。”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留在西安常驻，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保持联系。他被安排住在十七路军特务营营副谢晋生家里，以确保其安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杨虎城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头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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