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将在10月1日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届时要进行大规模的隆重的阅兵仪式。由谁来组织指挥新中国成立时的这样一次军事盛典呢？

毛泽东、周恩来

等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聂荣臻

。

当时聂荣臻身兼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等多项职务，可谓位居要害，责无旁贷。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还参加组织过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几次阅兵，经验非常丰富，确实是阅兵总指挥的理想人选。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正式对开国大典的阅兵事项作出指示：

日期在（政协）开幕后政府成立之日，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总司令担任。

阅兵方案通过以后，毛泽东专门找聂荣臻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聂荣臻当即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次阅兵组织好！”

此时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不到一个月了，尽管聂荣臻曾组织过几次阅兵，但此次阅兵的规格高、规模大，他自己心里还是没底，为了搞好这次阅兵，他首先决定向解放军中的高级领导人请教。当聂荣臻得知

刘伯承

在留学苏联时，曾经看到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就马上让阅兵指挥所主任

杨成武

专程去请教他。

刘伯承对开国大典阅兵非常支持，毫无保留地向杨成武介绍了他在苏联时所了解的苏联红军红场阅兵的情况，他还鼓励杨成武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具有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光！”

杨成武又去征求

陈毅

的意见，陈毅也鼓励他说：“组织阅兵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军队！”

刘伯承和陈毅的话给了聂荣臻很大的底气，他从华北军区部队抽调了步兵、骑兵、坦克兵、炮兵各1个师参加阅兵，还抽调了空军、海军部队代表及民兵参加阅兵，1.6万余人的受阅部队很快集结完毕。

当时解放军主要由步兵组成，参加阅兵的部队，也以步兵方队为主。而步兵方队接受检阅，主要就是走正步。因此，步兵方队训练走正步，是此次阅兵训练的重头戏。

但当时我军却还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聂荣臻只好按照刘伯承编的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齐步正步是这样规定的：齐步一步迈出去70厘米，高度15厘米，正步高度是30厘米，每一步幅度是多大距离都有规定，兵与兵、方队与方队的间隔距离一点也不能差。

9月的北京，烈日炎炎，酷暑难当，指战员们头顶烈日，在训练场上反复练习着第一个动作，他们白天争分夺秒，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平均每天训练15个小时，每几天就要踢破一双鞋。这个细节出乎指挥部的预料，当他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马上紧急调运军鞋，哪个战士的鞋子踢坏了，只要报告，就立即更换新鞋。

就这样，步兵方队走正步训练，时间不到一个月，平均每个战士踢破了3双军鞋。至于战士们的脚被磨破、身上被太阳晒脱皮，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有的战士说：“在炮火硝烟中，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我们为开国大典阅兵，吃这点苦算什么！”

经过战士们的刻苦训练，他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高标准、严要求地完成了阅兵前的训练任务。

步兵方阵的另一个问题是枪支不统一。解放军的枪支，大多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有蒋介石“造”的，有从日军手中夺过来的，有美国人“送”来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最终军委为了统一，下命令从各部队调来了“三八大盖”。这种枪是侵华日军的主要步兵装备，开国大典选中这种步枪，一是因为它的质量不错，在当时的步兵武器中算得上是最漂亮的；二是因为它在各军中的数量比较多。

骑兵方队的训练也很不容易，骑兵受阅，主要是看战马站得稳、跑得齐，而战马不是人，要将每个战马都训练得像战士们走正步那样整齐，确实要下一番功夫。阅兵指挥部首先向全军选调战马，起初选了2300多匹，经过挑选，又淘汰了一些，最后剩下1978匹。然后指挥部将它们照红、白、黑、黄几种颜色进行编组，这样一来，部队从整体上看，已经有了一种整齐感。

在训练战马时，起初不要说训练马匹的立正、行走，就是列队，也得费很多周折，这几匹马摆弄好了，另外几匹却到一边溜达去了，有个别的“捣蛋分子”竟然开小差跑到场外散心。战士们想出许多办法进行训练，比如扯一根绳子让他们习惯左右看齐。他们还努力和战马建立感情，在训练中对战马不打不吼，训练结束以后，尽量把战马照顾好。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骑兵方阵也逐渐成型了。

但聂荣臻仍不放心，他向特种兵的参谋长

李健

提出了一个问题：“检阅的时候，万一战马失了前蹄怎么办？马拉下的粪便又怎么处理呢？”

李健回去以后，马上组织召开“诸葛亮会”，大家很快想出了解决办法：他们在阅兵前给马换上新掌，新掌生涩，加大了摩擦。为了解决马拉粪的问题，战士们在阅兵前一天不喂粗粮，多喂精粮，还在战马屁股后面安了个粪兜子。

坦克方阵训练的困难也不小，其中最不好办的是通信问题，坦克指挥是靠电台的，有的坦克当中的电台全坏了，有的电台不灵了，坦克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但指战员们经过实践，也很快想出了解决办法：车长站在坦克炮塔里的上面，驾驶员在下面，车长用脚踩驾驶员的肩膀，踩一下方向往左，踩两下往右，用这种办法来修正坦克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

但最令聂荣臻担心的还是北京的防空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经常派出飞机向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发动空袭。如在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机场上空，投下了30枚炸弹，给我军民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死伤24人，毁伤飞机4架，烧毁民房近200间。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故伎重施，聂荣臻在南苑机场建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起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他还问军委航空局局长

常乾坤

：“你们能不能组织飞机编队，参加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常乾坤肯定地说：“可以组织小机群参加受阅。空军必须参加开国大典，要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看到人民空军的力量！”

常乾坤也考虑到了开国大典当天的防空问题，他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聂荣臻同意了他的要求。

一切准备行动都到位以后，聂荣臻决定在开国大典前进行两次大规模的预演，他对所有的受阅官兵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生死命令：正式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天安门广场2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指战员们干脆、响亮、整齐的回答地动山摇。

受阅的飞机员也都面对国旗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大典前的一个晚上，聂荣臻又安排了一次群众演练，几十万群众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情既激动又好奇，他们都糊里糊涂地乱挤着，谁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队伍渐渐乱成了一锅粥。

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后，十分着急，他连夜召集负责的同志开会，大家坐在一起冥思苦想，时针渐渐指到了10月1日凌晨3点。突然，负责组织群众场面的

肖松

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有了，把我们在图纸上的队形用乳白灰浆画到广场上去，编上号码，跟各领队分好哪支队伍站在几号方砖上，对号入座，乱不了！”

问题迎刃而解，聂荣臻高兴地说：“我历来奖罚分明，现在奖赏你们两个小时的睡眠！”

肖松笑着说：“总指挥，先保存这份奖赏吧，等大典后，我要跟你讨三天三夜的睡眠，连梦都不做，但是现在不行！”

聂荣臻哈哈大笑：“没问题，大典过后，奖你睡七天七夜！”

10月1日中午，聂荣臻草草地吃了几口饭，就赶到了天安门。下午3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准时出现在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顿时沸腾起来。

此时聂荣臻用麦克风向大家喊道：“大家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举行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林伯渠

同志宣布大会开始！”

人群很快静了下来，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然后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然后就到了开国大典的重头戏阅兵了，朱德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兵种部队。接着受阅的部队开始进行分列式，以海军方队为先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但在分列式时还是出现了情况，有一辆装甲车在行驶到天安门西侧时，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驾驶员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前面这辆熄火的装甲车顶到了西长安街上。

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这天毛泽东的脸上很少出现笑容，他后来回忆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阅兵式结束以后，聂荣臻心里总算舒了一口气，他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他没有留下来观看群众游行，而是回到住处睡觉去了，因为这几个月来，他实在太累了！

这天晚上，朱德在北京饭店宴请参加阅兵的陆、海、空部队的代表，并一一和他们握手。当朱德走到仍然穿着军装的空军受阅部队代表

刘善本

面前时，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名副其实，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

此次开国大典的阅兵，为新中国后来的历次阅兵提供了基本范式，此后在1950年、1951年和1952年的3次国庆阅兵中，仍是由聂荣臻任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