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在最为得势的三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期间，辽东局面出现重大转机，但是说转守为攻，压着后金打，确实有点“言过其实”。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在《明史·袁崇焕传》中，清朝对于他们这位曾经的对手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一来，八旗铁骑在辽东战场上可谓是无往不利。在这数年的征战中，后金夺抚顺、占清河，取得萨尔浒大捷，进而攻下开原、铁岭，夺取辽阳、沈阳，最后轻取广宁，牢牢掌控了辽河以西的大片领土。期间明军也出现了毛文龙“镇江大捷”这样的小规模胜利，但是整体的战局上依旧是后金占据了绝对的主动，直到袁崇焕在天启六年（1626年）取得宁远大捷，以及天启七年（1627年）取得宁锦大捷，明军在辽东的战局上出现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从整体的战略态势上来看，后金依旧占据着战局的主动，而明朝也依然处于战略防御状态，依靠着“关宁锦防线”抵抗着后金的进攻。

而除了袁崇焕，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对于明朝稳定辽东局势，抵挡后金扩张步伐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位是孙承宗，另一位就是毛文龙。

孙承宗于天启二年（1622年）自请督师蓟辽，天启皇帝亲自将他的这位老师是送出宫门，并赐给孙承宗尚方宝剑、坐蟒等，之后内阁大臣也将孙承宗直送到崇文门外，可以说给予了孙承宗空前隆重的礼仪。

而在督师蓟辽期间，孙承宗也用他的一系列举措稳定了辽东局势，迫使后金努尔哈赤这面不敢越过辽河。

首先，孙承宗大刀阔斧的进行人员调整。将王在晋等一批庸碌之人赶出辽东，提拔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这些人在之后对后金以及清朝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吴襄、尤世禄、阎鸣泰、毛文龙等，都是在当时以及后来响当当的人物。

其次，孙承宗严明军纪，提升战斗力。他先是优化队伍，裁剪了一大批战斗力低下的士兵，同时贯彻“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就地招募士兵，并从中选拔精锐，强化训练兵配发优良马匹与先进武器，这些人也就成为日后“关宁铁骑”的班底。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火炮和火器，全面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再次，就是以锦州为起点，宁远为中心，山海关为后援依靠，修建了“关宁锦防线”。这条防线也在当时成为了努尔哈赤乃至后来皇太极的“噩梦”，特别是新建的锦州城和宁远城，让金军数次吞下苦果。

最后，就是大力发展辽东地区生产，安置难民，减轻朝廷压力。

可以说，孙承宗与努尔哈赤是棋逢对手，如果不是后来魏忠贤的掣肘与构陷，迫使孙承宗辞职，努尔哈赤还真的有可能不敢贸然发动宁远之战。而孙承宗督师蓟辽期间，收复失地四百余里，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也正是凭借如此大的功劳，无论是明朝还是后来的清朝，都对其予以了盛赞。

而毛文龙此时已经成为东江镇总兵，以皮岛为中心，并依托在朝鲜的铁山和义州建立粮仓，形成了“敌后根据地”，成为后金的重要牵制。尽管此时的毛文龙的“主业”已经放在了发展走私与贸易上，但是他的袭扰后金的“副业”也还算搞得有声有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辽东战场上，明军这面只能说是稳定辽东局势，暂时性的阻挡了后金进攻的步伐，而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中，又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的胜利，努尔哈赤更是在宁远之战中身负重伤，最后郁郁而终。但是明朝的胜利也仅仅是防御战上的胜利，明朝与后金之间依旧以辽河形成对峙，并没有在“关宁锦防线”的基础上，进行领土的收复，依旧处于战略防守的态势。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明军压着后金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确实是“言过其实”了。

而在这期间，魏忠贤对于辽东战场所起到的作用，也应该按照正反两个方面来看来。

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为了争夺权势，开始对东林党成员进行残酷的打压、迫害和排挤，包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在内的一大批东林党骨干成员被魏忠贤折磨致死。在此之后，魏忠贤不断培植党羽，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势力，同时又用非常卑劣的手段，让天启皇帝与朝政逐渐隔离，进而最终走上了权力的巅峰。而在魏忠贤擅权专政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自己的“造神运动”，其头衔被加到了“九千岁”，为他建立的生祠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就连袁崇焕等人也被迫选择了随波逐流。

在逐步稳定住朝中局势的情况下，魏忠贤将势力开始向辽东波及。

作为东林党人的孙承宗，遭到了魏忠贤持续性的排挤和打击，但是天启皇帝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师是极为信任，甚至因为孙承宗对魏忠贤进行了责骂。然而，魏忠贤为了扳倒孙承宗使用了近乎于流氓的手段，最终导致了孙承宗的愤而离职。

而孙承宗的继任者高第竟然下令放弃辽东，以重兵死守山海关，这才导致了努尔哈赤的出兵，只不过这一命令遭到了袁崇焕的抗拒，于是才有了袁崇焕在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取得了宁远大捷，一战成名。而辽东也险些葬送在了魏忠贤和高第手中。

此后，魏忠贤派驻辽东的经略阎鸣泰，监军太监刘应坤、纪用等人，前往辽东，这次可以说魏忠贤还算是用人得当，进而与袁崇焕、赵率教、满桂、祖大寿等的配合下，取得了“宁锦大捷”。

然而，作为“宁锦大捷”的重要功臣，袁崇焕却遭到了排挤和不公平待遇，这也直接导致了袁崇焕的辞职隐退，险些让辽东再一次陷入危机。

可以说，除了高第外，魏忠贤做出的人事安排比较得当，而并非阉党的袁崇焕等人也得到了重用，但是从魏忠贤的本质来看，还是他对于权力贪恋的表现，只不过确实是“运气好”，选对了人，而对孙承宗、袁崇焕的排挤，又暴露了他排除异己的心态，这也使得辽东的战局出现了动荡。

当然，除开在用人的当上，魏忠贤在这期间对于辽东的战局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一方面，就是在对辽东的支持上，并没有进行掣肘。

尽管孙承宗作为东林党成员，受到了魏忠贤的打击与迫害，但是不同于当初作为东林党大佬叶向高和张鹤鸣持续性的掣肘楚党成员熊廷弼那样，魏忠贤对于辽东战场的建设还是给予了重大的支持。包括修筑关宁锦防线，发展水师力量，添置火炮、火器，训练关宁铁骑等等，魏忠贤还是予以了很大的支持，包括辽东的军饷，也是比较充足，哪怕是毛文龙冒功领赏和捞空饷，魏忠贤也是没有进行过度追究。这些都是保证明朝在辽东战斗力的根本。

另一方面，就是魏忠贤在充盈财政收入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一直以来，人们给予魏忠贤的一项正面评价就是征收商业税和矿税，没有将负担加给普通百姓。实际上，这是出于魏忠贤对于富商大户的仇恨，以及朝堂当前财政空虚的决定，而实际上的效果确实显而易见的，即维系了民间百姓以及农民阶层的社会稳定，同时筹集到了必须的粮饷。

如果从深层次来看，魏忠贤的种种行为都可以归结到他对于权力的渴望和贪恋上，他的功也好，他的过也罢，都是以争夺权力为目的。作为一名太监，注定了他无法更进一步，他能做的只能是维持现状，维持天启皇帝的统治，才能让自己继续把持朝政，继续掌握权力。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一些举措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了当时的辽东战局也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因为此就忽视了魏忠贤作为一代乱政权阉的种种罪行，也不能就此简单的为魏忠贤“平反”。

最后，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天启皇帝尽管迷恋木匠活，尽管不问世事，任由魏忠贤擅权专政，但是年轻的天启皇帝绝对是“庸而不昏”的典范，也是擅玩儿权力平衡的高手，这一点从积极支持孙承宗就可见一斑，而他在这期间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魏忠贤鼎盛的三年时间里，辽东战局出现了短暂的转机，魏忠贤的作用是有，但并不是根本，上至天启皇帝，下至孙承宗、袁崇焕以及大批辽东官员将领的苦心经营，才是其中的根本。而此后辽东局势的转折，进而导致皇太极围攻北京，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一人或者几人的错误，而是包括后金、明朝乃至蒙古、朝鲜等多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并不能说因为魏忠贤，才会有辽东战局的优势，况且这份优势，本就是言过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