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在“播州之役”胜利后不久西南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奢安之乱”
明朝时西南的云贵川各省之中，在朝廷任命的州县流官之外，一直存在着众多世袭的土司领地。这些土司实际上是横行一方的土皇帝，对领地内的民众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号称千年世家的就有好几个，有的在汉朝时就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册封，历代王朝都将这些边远地区的土司领地视为化外之地，不愿为之大动干戈，一般都行使羁縻政策，沿袭他们的尊号。在明朝前期，国力强盛、卫所制度还能发挥作用，这些西南土司对朝廷还算恭顺，到了大明逐渐衰落之后，就变得越来越骄横。
占据播州千年的杨氏土司就是西南土司中最典型的一个，播州之地大约在今日贵州的遵义一带，是川黔一带势力最强大的土司势力。他的首领杨应龙自恃“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又有群山天险阻隔，对贵州巡抚的政令置之不理，而且经常袭扰朝廷州县，到了万历朝中期，甚至僭号称王、公开扯起了叛旗。北京的万历君臣起初还因为陷入在朝鲜的对日战事而无力西顾，到了日军撤出朝鲜后就忍无可忍的发动了平定播州杨氏叛乱的“播州之役”。这是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中的最后一站，整场战事持续了接近两年，不仅调动了云贵川三省的官兵和亲明的土司军队，而且将南方各省机动兵力抽调一空。
结果跋扈的土司霸主杨应龙被生俘到北京，在御前被凌迟处死，皇帝和大明的权威得以保持。朝廷本来以为这次耗费七百万两白银的惨烈战事可以震慑西南土司，保持西南数省的长久稳定，可惜事与愿违。就在万历驾崩之后不久的天启初年，贵州永宁的奢氏和水西的安氏两大土司又再次发起叛乱，这次叛乱的规模比播州之乱还要大得多，而且和固守巢穴的杨应龙不同，奢氏和安氏主动向周边各地出击、连败明军，甚至占领了西南枢纽之地——坐拥山河之险的重庆府，整个大明南方为之震动。贵州和川东各地几乎完全被叛军占据，朝廷不得不动员起更大力量来进行围剿。
为何“播州之役”的胜利没有熄灭西南土司们的野心呢？因为明朝在万历后期已经耗尽国力，在平定播州时不得不尽量借助其他土司的力量，胜利后又不得不将播州杨氏的地盘给他们酬功，这让以奢氏和安氏为代表的土司势力大增，而且失去了对朝廷的敬畏。而且四川和贵州两省在平定播州的战事耗尽了当地州县的钱粮积蓄，府库一空，官兵损失也没有完全补充，熟悉当地形势的土司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奢氏和安氏才胆敢反叛，意图在短时间内全取川黔、甚至割据整个西南。应该说这两家土司起兵的时机选择是准确的，起初也的确十分顺利，不过在占领重庆后就基本上耗尽了动能，在朝廷调动的南方各省围堵之下动弹不得。
不过天启年间的大明已经没有了万历中期的实力，双方在川黔两地僵持了多年，而在此时整个贵州只剩下省会贵阳一座孤城，土司军队围困贵阳近一年，饿死民众无数，这是贵阳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兵祸。整个叛乱到崇祯初年才全部平复，川黔两省的财政因此完全破产，有战斗力的军队消耗一空。明朝末年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之所以在西南各地如入无人之境，轻易的占领全川，和此前这两场战事的给西南州县造成的损失有很大关系。而西南地区本来是明朝重要的大后方，可以为风雨飘摇的朝廷提供更多的支持，可也因为土司叛乱的影响而实力大损。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西南各省因为这两次大规模叛乱而残破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