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年间的扬州知州
扬州，地处江淮之间，南北要冲。在北宋前期，扬州是淮南路治所，熙宁五年后，淮南路东西分置，而扬州仍居淮南东路首府的地位。这使得扬州不仅成为区域政治中心，还凭借其紧邻大运河的地理位置，成为国家漕运的重要枢纽，实现了南北往来的转运。
扬州自古就被誉为“尝多巨公临治”，尽管北宋时期的辉煌已不复唐时的“扬一益二”，但在东南大藩中仍居淮东首府。紧邻长江，大运河贯穿其中，使得扬州在江淮间成为一座繁荣的都会。对于三朝扬州知州的特点与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扬州知州的任命及其官职结构，更好地洞悉扬州繁荣背后的原因。
北南差距：知州的南方盛宴
在三朝扬州知州中，南北差距显而易见。47位知州中，北方籍知州不到三成，而南方籍知州则占据绝对的优势，是北方的两倍有余。其中，两浙路籍贯者最多，达到9人，其次是福建路与京东路各6人。北方籍知州相对较少，这与北宋政治科举政策的调整有关。在天圣以前，北方人才占主导地位，但仁宗皇帝调整了这一状况，兼收博采，让南方士大夫崭露头角。这也反映了北宋政权对南方的关注与重视，南方知州的逐渐增多成为政治制度调整的产物。
科举政策的转变：南方士人崭露头角
南方士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与科举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在早期，北方人才居多，但天圣以前，南方士人沉抑者较多。仁宗皇帝感知到这一弊病，逐渐调整政策，废除了北方优势的科举体制，允许南方士人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这一调整导致了南方人才的逐渐崛起，如陆游所言：“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 南方人才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为扬州知州的南方籍贯提供了更多机会。
权谋之地：扬州知州的权力斗争
扬州作为北宋时宰辅首贬折冲之地，不仅是宰辅贬官的地方，也是贬官得以翻身的场所。在冯士元案中，宰辅的权谋斗争愈发激烈，盛度之贬即是与此案牵连。然而，盛度的贬谪并非仅仅是因为与冯士元案有关，更多的是因为与宰辅斗争中仁宗的不满。扬州不仅是权谋之地，更是官员仕途中的进身之地。贬任扬州者或为宰辅或为高官，正常迁转的知州也以扬州为养老之地。这使得扬州在北宋时期具有重要的区域性影响力，成为政治斗争和仕途晋升的关键一环。
仕途进身：扬州知州的多重身份
扬州知州的身份不仅仅局限于地方官，还涉及宰辅、高官、差遣等多重身份。北宋时期，宰辅在扬州贬官后，能直接任职扬州。此外，正常迁转的知州往往是进入晚期的转运使，通过在扬州任职来增加自己的仕途资序。而地方官员从其他路来扬任职，多数是为了乞便郡退养，使得扬州成为他们仕途中的进身之地。这种多重身份的交织，使得扬州知州在北宋时期既是地方的治理者，又承担着政治斗争和晋升的重要任务。
结衔与地位：扬州知州的荣耀标志
三朝扬州知州的结衔体现了他们的官阶与地位。知州结衔中，既有官、职、差遣等，呈现出北宋职官结构的特点。在结衔中，南方知州的官品往往较高，与其深厚的文化涵养相吻合。这也反映了扬州在北宋时期地位的提高，不仅是区域性政治中心，更是文化繁荣的象征。
小结：扬州，繁荣的区域性中心
综合分析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扬州知州的特点与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扬州在南北差距、科举政策变革、宰辅权谋等方面都承担着特殊使命。南方知州逐渐崛起，与仁宗皇帝的政策调整紧密相连，为北方政权的关注与支持提供了契机。扬州不仅是政治斗争的舞台，更是官员仕途的晋升之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多重身份的交织，使得扬州在北宋时期成为一座繁荣的区域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