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医学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关系到中医药存亡与发展方向的一个关键节点。

在此期间，面对西学的冲击与民国政府的废止中医意向，中医界展开了保存与发展中医药的持续抗争。

而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版物的影响力愈发不可小觑，中医出版也成为中医发展与图存的重要一环。

一、临床

临证各科与中医临床关系密切，是中医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为主要数据来源。

对民国中医临证各科类医籍出版情况进行统计与研究，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从各科门类而言，儿科类、临证综合类、女科类、温病类医籍出版规模依次位居前列。

民国临证医籍出版门类较为全面，几乎涵盖了古今医籍出版的各大类目。对综合性临证医籍出版的重视是民国临证医籍出版的一大特色。

一方面，整体观念在中医学理论中贯穿始终；同时，核心中医理论在各科治疗中具有普适性，使得各科界限本就不鲜明。

中医医家历来有广泛涉猎各科的传统与理想，使得综合性医籍的写作者与受众皆广，诸多因素使得民国时期对综合性医籍出版尤为偏重。

各专科医籍出版活动也十分繁荣，其中儿科类出版规模最大，女科、温病科等亦多。

专科医籍出版中又有突出的专病，如儿科中的痘瘆类，各专科医籍的版本数量，与中医各学科自身发展情况、受众需求、著者与出版者取向等因素皆相关。

从出版版本形式来看，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铅印临证医籍版本最多。而石印因其印刷古籍和罕见字具有优势，且对比向大规模机器生产发展的铅印而言成本较低，在中医临证医籍出版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抄本也丰富与保存了大量临证各科文献，尤其在外科方、伤科医籍中占据突出比例，这与传统儒医风气、外伤科注重亲传操作的性质、中医绝技“秘传”思想等皆有一定关联。

从出版地来看，上海为民国中医临证医籍的最大出版中心，同时浙江、江苏、四川、北京、广东、天津、湖南、重庆等地医籍出版亦相对较繁荣。相对稳定、优裕的环境有利于出版业发展。

而中医人才的聚集与培养则为中医药行业发展与中医活动提供关键力量。

从出版机构与出版者而言，大型书局总体上对中医出版并不热衷，中小书局成为中医临证出版的主体。

而中医界人士则是中医临证出版的关键力量。除中医学社与中医出版机构外，中医相关的医学院校、医院医室、药行药厂、个人等亦为中医出版贡献了力量。

此外，部分政府机构与社会团体也出版了一些中医临证类医籍。

从出版类型与再版倾向来看，民国临证新著的医籍数量、合计版本数量皆大于古籍，而每种临证古籍的平均再版次数多于新著。民国时期的一些医学丛书、合刊合集也对部分临证各科类医籍有所收录。

总体来说，民国临证各科类医籍数量宏丰，在各科门类、出版时间、版本形式、出版地、出版机构与出版者、古籍新著的出版倾向等方面各有特色，作为中医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医临证各科发展的特性、规模、深度与社会需求，以及民国中医界人士为维护发展中医所做的努力。

二、对民国时期局部地域中医医籍出版情况的研究

由于民国中医医籍出版量巨大、内容丰富，许多研究并非围绕全部医籍进行，而是选择对一定地域内的医籍出版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

林琦对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的医籍进行整理研究，指出铅印本为主流，431种医籍中中医药医籍占348种，种类广泛，多为临证各科类著作，又以儿科、女科、综合、外科居多。

其中，《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一书多次再版，与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白喉的频发有密切关联。

指出民国粤版医籍中，中医药教材数量多、种类全，质量也较高，且常汇通融入西医学知识；

民国时期广东医家所撰的丰富著作大量投入刻印，具有时代与地方特色，且重视实用；

医史著作和医药类辞典、目录等工具书的出版，显现出该地区中医学向更加均衡与广阔的方向发展。

林琦还将民国时期广东医籍刻印与清代进行比较，从版本形式、出版地点、出版内容方面对比分析。

焦阳等对民国出版的浙籍医家著作进行了分类汇总统计，结果显示医案医话医论类著作最多，其次为内科类著作、本草医籍等。

其中，临证各科类著作数量多于基础理论类著作。并归纳了浙籍医家重视中西汇通、重视临床、重视传播传承的特点。

陆翔等对民国时期江苏籍医家著作的出版情况及时代特征等进行整理探讨，指出在质疑、废除中医的危机下，江苏医家创办中医学校，编写出版了大量中医教材。

针对中西医论争或中西医汇通思潮，也有诸多相关著作撰著出版。民国时期，公众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江苏地区的医学普及类、养生保健类著作大量出版。

同时，社会对书籍的需求较以往大大增加，出现了许多综合性书籍、医学史著作、中医工具书的出版。

乐凌以书局或出版者为纲，对孤岛时期上海中医医籍出版情况予以介绍。杨向真对建国前辽宁地区的中医医籍的种类、数量、学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考证。

三、民国时期中医处境

上溯至汉唐时代，己经出现西方医学相关内容流传进入中国的踪迹。早期传入内容以海外方剂、药品、治疗技术等为主，如苏合香等药物东汉己有记载自大秦国传入

孙思邈《千金翼方》中记载有悖散汤、阿魏等方药，唐代大秦景教寺院中也有行医的僧侣。而彼时西方医学自身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且流传途径较少，对中医学的影响相当局限。

延至公元16世纪之后，随着解剖学的发展与生理学、病理学的进步，西方医学逐渐进入新的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突破，现代医学基本成形。

另一方面，世界交通的发展使得跨国旅行变得更为简单，西方国家国力的增加、传教的需求，以及对神秘东方丰富资财物产的渴求，也促发了多次目的地为中国的航行。

明末清初，“第一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拉开帷幕，伴随着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部分西医理论得到相对系统的传入，但影响仍旧有限。

“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开始于19世纪，在这一时期，西医知识、西医事业在国内的传播兴办，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程有着紧密的关联。

清末，自鸦片战争肇始，列强多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被迫接受众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租借港湾，主权渐趋沦丧。西人在华活动频增，地位显贵。

一方面，通商许可方便了洋商攫取白银；另一方面，松弛传教禁令使得西方传教士可以在国内活跃行事，于各地办立教堂、学塾、医院，发行书刊，而这也成为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一大路径。

在传教士踊跃播散西方文化之外，鸦片战争前后，追求自强的先识之士己经在主动引进与学习西学西事，以求知己知彼、折冲御侮。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起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实践进一步展开。而至甲午战争之后，学用西学更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赖以救亡图存的方式。

大批知识分子主动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至民国时期，政治体制与文化环境一新，主流更是对西学大加推崇。

而“反中医”、学习西方医学以“强国强种”，正是这股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早期西医内容之传入，或零星未起波澜，或被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所吸纳与融合，成为中医方药、技术与理论的一部分。

至明清时期，开展医学活动又成为西方传教士等东渡人士用以得到本地官民信任与好感的方式之一，就其性质和目的而言，不会与传统中医学产生激烈的冲突；

此时中医无疑仍是国内医学的主导，悠久历史传承与临床有效实践使中医学界具有充足的文化自信，对于西医学的态度仍然是取其长者而为己用。

而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列强蜂起侵略，西学内容得到广泛传播，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也使得西学内容成为“先进”、“强大”的代表，得到知识界的推崇，传统文化自信受到巨大打击。

具有充足的文化自信，才能实现兼容并包，否则难免偏向于否定自身、矫枉过正。一方面，西方人士在华推动西医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极力主张学用西学，摒弃传统“糟粕”。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学文化，则成为此刻屡遭败侮的归因。

民国时期正是处于这样激荡的中西思潮碰撞之后。虽然中西医疗效各有验证，当时西医学诊疗水准也未必优特。

但西医的解剖学等“眼见为实”的知识体系无疑更贴合新兴的“科学”思潮。中医被激进地划为落后的“旧医”，受到了排斥。

这种排斥或许并不一定是从疗效等方面针对中医诚心质疑，而有时类似于知识分子对维护科学与先进思想的一种表态。

如梁启超遭西医孟浪误治割肾，而转延中医治疗后病症康复，尽管如此，亦只是在家人书信中提及中医药疗效甚佳，于公开表态时仍有为西医辩护之意。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西医卫生管理体制更加适合近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民国政府掌管医政者，有大量留学人士，普遍受到西式教育，大多视中医学为陈旧糟粕、封建迷信，中医学屡次受到民国政策打击，几被取缔。

中医药界人士奔走疾呼、据理力争，中医实效也获得了广泛坚实的群众支持，使民国政府多次无奈何妥协，中医事业得以延续。

结语

民国临证新著出版规模超过古籍，但每种临证古籍的平均再版次数多于新著。

民国临证各科类医籍出版作为中医发展的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医临证各科发展的特性、规模、深度与社会需求，以及民国中医界人士为维护发展中医所做的努力。

对于民国时期中医临证各科类医籍出版的研究探讨，对现代中医发展与医籍出版也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