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南宋在崖山海战兵败，孱弱的抵抗在强大的蒙元军队面前已是回天乏术。

眼见无法突围，左丞相陆秀夫带着年仅8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南宋彻底谢幕，元朝在中原大地上强势崛起。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完成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虽然结束了安史之乱后400多年的割据局面，但始终不怎么太平，民间自南宋灭亡后的起义汹涌且激烈。

1280年四月起至1296年，江西、广东、浙江等多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反抗元朝的活动前仆后继犹如雨后春笋。哪怕遭到镇压而失败，百姓们仍不屈不挠地以各种方式继续对抗元朝统治者。

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元朝动用地方势力疯狂镇压，可惜压迫越大反抗越大，曾经不可一世的元朝最终还是被一个出身贫寒的“放牛娃”诛灭，国祚不过百年。

反观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为什么能统治汉人276年，而没有遭到反抗呢？

暴烈统治，激化矛盾

公元1235年，窝阔台的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正式开始侵宋。历经三代人共四十五年的坚持不懈，终于攻灭南宋，成功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一直保持趾高气昂的姿态。

蒙古人时刻以胜利者自居，居高临下地蔑视汉人。

为了巩固统治而实行民族歧视分化政策，将国民分成四个等级和十个阶层，汉人的地位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等。

如同拒绝与汉人通婚一样，蒙古人拒绝汉族文化，一般也不允许汉人入朝为官，中央和地方官员等重要正职都由蒙古人担任，绝不任用本土汉人。

就算有汉人获得推荐被元朝皇帝看中，也只能担任一些可有可无的职务，汉人在朝堂没有发言权，也不被允许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和决策。

元朝对汉人始终心存警惕，管治汉人的政策也极为严厉，屠城就是压制汉人的其中一种手段。

当时，元朝认为没什么用的汉人占据太多土地资源，于是采取消灭汉族人口的措施，忽必烈就先后屠杀了1800万汉人，导致元朝末年的汉族人口减至不足90万。

汉人在元朝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可以随意被买卖，哪怕被蒙古人打杀也只会获得一头驴的赔偿，可如果汉人杀害蒙古人就是诛连全家的死罪。

元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并没有促进民族融合，反而推行一系列政策激化蒙古人与汉人的仇恨，导致蒙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

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就明智得多。

尊重理解，主动汉化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清朝统治者就有意识地从军事、行政、文化层面做准备，与蒙古诸部联姻同化民族文化之余，彼此结成满蒙联盟以解后顾之忧。

清初统治者强烈意识到，中原汉族文化源远流长且安若泰山，若想要维持长久有效的统治，一味地打压和制约毫无意义，主动融入中原汉族文化才是至关重要。

毕竟，满汉两族的人口对比太过悬殊，300万人口承载的满族文化如何能逆袭3亿汉人的传统文化？

那么，怎样跨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文化鸿沟呢？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身边可是围绕着一批汉人老师，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来自浙江绍兴的龚正陆，龚正陆精通中原传统文化典籍。

龚正陆充当努尔哈赤的顾问，努尔哈赤对龚正陆亦极为信任，凡是军事、政治、民生等军国大事都要问一问龚正陆的意见，草拟和翻译文书、对外交涉等重要事务均交由他独掌。

除此之外，龚正陆还负责教授褚英、代善、阿巴泰、皇太极等人汉语，帮助他们学习、理解中原汉族文化。

与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的觉悟就更上一层楼了。

即位之初，皇太极颁令赦免逃亡汉人，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将满、汉两族视为一体，而不会像元朝统治者那样刻意分化。

皇太极还规定皇子们既要学满语满文，也要学习汉语汉文，八旗子弟必须接受汉文化教育，和汉人一样“尊孔”，官方文化也必须使用满汉两种文字发布，一如现在故宫里满汉双语的牌匾。

为了更好学习汉族文化，清朝不仅大量刊印汉文经史，还专门设置了翻书房，将汉文经典翻译成满文，一些满族学者也开始用汉文撰写学术著作，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循序渐进。

有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先见之明，满清上至皇室下至贵族都对汉族文化都有相当了解，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对冲。

以饮食文化为例，满族过去习惯席地而坐，自行割肉分食，并没有君臣有别的概念。

入关后，满清承袭明朝饮食制度，尊循严密礼法，吃什么和吃多少都是要分等级的。

对汉族百姓来说，惯以面食为主的满族，也带来了总称“饽饽”的各式美食，尤其是最负盛名的萨其马就最受汉人欢迎，这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一环。

恩威并施，巩固统治

满清统治者主动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更深层的目的就是了解汉族文化以便征服和统治汉人，比如科举。

元朝统治者针对不同民族的考生，设置不同难度和录取分数线，以此确保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优势地位。汉人学子考题的难度十倍于蒙古人，还需要连考三场，蒙古人考试难度低且只需考两场。

元朝对科举并不重视，缺乏公平的制度明显是为了偏袒蒙古人，刻意拔高蒙古人的社会地位，清朝的科举就没有这样的民族歧视。

皇太极登基后重开科举，规定凡是在八旗贝勒家为奴的汉族儒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一旦高中就可以入朝为官，实现阶级跃升。

清朝没有堵塞汉人的上升通道，而是将机会摆在所有汉人面前。

清朝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人才，任人唯贤，这才有了张廷玉、李卫、田文镜、刘统勋等一批汉人名臣。

相对公平的制度下，汉人要想提高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唯有通过科举，但科举不仅有利于清朝统治者选拔人才，还是钳制思想的有力工具。

满清虽然依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可科举考试采用了“八股取士法”，将考试内容局限在某个范围内，考生只能学习指定书籍，无法开拓视野，也不能接触学习更多更新的知识，导致思想僵化。

思想一旦僵化，满脑子都是“以天子为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思想，思想行为日渐故步自封，哪里还会生出反抗统治的念头？

清朝利用科举实现愚民的目的，这一招润物细无声，较元朝着实柔和高明得多，但软硬兼施也是清朝统治者擅长的。

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一度令人闻风丧胆，部分汉人并不认可满清的统治地位，也不被愚民政策影响，那么发表一些反清言论或聚众反清就在所难免，这令清朝十分警惕。

血腥残酷的“文字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朝百姓的思想束缚，减少反叛意识。

不过，若要百姓们不反叛，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无疑是改善民生，减少百姓负担。

清朝废除了明朝的“三饷”政策，减轻了农民的税收压力。

为尽快恢复因战乱受损的农业生产，清朝拨款奖励开垦荒地，给农民发放种子和农具。

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向全国推行“摊丁入亩”，不再以人为对象来征税，改以土地面积为主来征收统一的地丁税，而且这个“丁”是指每一户农民家庭中的成年男子。

如此一来，最底层的农民不仅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也刺激了人口增长。百姓们不需要再在户籍登记问题上遮遮掩俺，地方官员巧立名目随意增加税收中饱私囊的机会大大降低。

相对而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令赋税制度更合理公平，农民的经济负担减轻后，生活水平大有改善，自然就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更多的认同和忠诚。

满清尊重并主动融入汉族文化，允许汉人通过科举入仕，改善民生凝聚向心力，也不忘通过思想钳制减少百姓的反叛意识，恩威并施之下，康乾盛世应运而生。

康乾盛世期间，经济繁荣，粮食供应充足，社会相对稳定祥和，人口突破3亿大关就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最有力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下，纵然是被满人统治的汉人，又有什么理由非要搭上性命来无事生非呢？

毕竟，百姓所图很简单，不过温饱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