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业英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认为《军事计画》确非蔡锷所撰。然而，此文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不仅在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有什么价值，而且本身还暴露出不少不靠谱之处，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军事计画》确系蔡锷所撰。

蔡锷（1882-1916），字松坡

《军事计画》（亦作《军事计划》）是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未最后完成、生前未能出版的一部手稿。蔡锷逝世后，蒋方震（字百里）将蔡锷交他润色的《军事计画》副稿略加修改，并加入由其为《军事计画》所作之跋改写而成的第八章《中国近古军事史纪要》及附表《湘军以来世界变局年表》，改题为《军事常识》，于1917年4月之前匆匆赶急完成，并携之在4月12日举行的蔡锷国葬典礼上，“临蔡公之葬，而慰其灵”。而刘达武后来则从蔡锷生前好友王兆翔（字申五）处寻获蔡锷《军事计画》原稿及蒋百里所作之跋，将其编入《蔡松坡先生遗集》，于1943年由邵阳亚东印书馆铅印出版，发行全国。由于蔡锷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加之该集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分别作序，《蔡松坡先生遗集》以及蔡锷的《军事计画》出版前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期待和重视。

《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之前，桂林版《大公报》即于1942年12月7日在头版刊登《邵阳纪念蔡松坡：编印遗集》一文，介绍《蔡松坡先生遗集》“计有八十余万言，内有《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画》《军国民篇》《军政文电》及国内唯一无二之经界专著。”还说：“收到各方之预约汇款已有五六万元。”

《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之后，桂林版《大公报》从1943年10月5日起在头版刊登《〈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广告，内称：“蔡公松坡功在国家，名垂宇宙。《遗集》有《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画》《军国民篇》《军政文电》及国内唯一无二之经界专著。在在有关抗战建国，允宜人手一编。”

1944 年6月，陪都重庆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2-3期刊登《图书介绍：蔡松坡先生遗集》一文，指出《蔡松坡先生遗集》“洵为民国以来一重要史料，不独为蔡氏个人之遗集已也”。其中还特别介绍了《军事计画》，并指出其“可见蔡氏之军事与学识超迈当时之侪辈”。

蔡锷撰 《军事计画》

《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后，也受到了一些国民党将领和学者的重视。1943年10月14日，赴湖南参加常德会战的国民党74军58师少将师长张灵甫亲笔题辞，将《蔡松坡先生遗集》赠与其部下上校步兵指挥官李嵩。无独有偶，中共秘密党员、时任第5战区33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张克侠阅读《军事计画》后，感到大受教益，立即下令《七七周报》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连载《军事计画》的第六、七两章。该报编辑特在此文前加按语曰：“《蔡松坡先生遗集》《军事计划》一章为副总司令交下指令披露者……全书业经副总司令择要圈点。于此，我们觉得高级长官在百忙中尚如此勤读，为部下者能不尽力求知？兹编转载意义重大，愿爱好本报读者努力求知，以造成研究学术之风气，具备现代健全之才能，以求个人与团体均获得发展之条件。”从而使之对全国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5年，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在介绍蔡锷的文字中，多次引用《军事计划》中的重要论述，并指出：“蔡锷之举兵讨袁，操之有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事计画》为毛注青等所编之《蔡锷集》以及曾业英所编之《蔡松坡集》《蔡锷集》收入其中，对于研究蔡锷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蔡锷《军事计划》的广泛流传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学者注意到《军事计画》与蒋方震《军事常识》在章节结构、文字内容等方面多有雷同，因而对二者的关系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甲派认为蒋方震《军事常识》“抄袭”蔡锷《军事计画》，乙派则认为《军事计画》是由《军事常识》“移花接木”而成，吴仰湘更是直指刘达武“以《军事常识》为底本,替蔡锷编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两派观点针锋相对。

因研究的需要，笔者在了解双方的争论情况并查考相关史料后，基本上赞同甲派的观点，因而作《蔡锷〈军事计画〉篡自蒋方震〈军事常识〉吗?——与吴仰湘先生商榷》一文，发表在《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上，认为无论“移花接木”说还是“篡改”说，均无真凭实据，其立论的前提并不存在，因而此说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撰写《军事计画》不仅有人证、物证、旁证，而且还有反证，不容否定。《军事常识》则是蒋百里在蔡锷生前未完成的《军事计画》底稿基础上经改题并修改扩充而成。

时至今年初，之前一直赞同甲派观点，并将《军事计画》分别编入《蔡松坡集》和《蔡锷集》的曾业英今年却突然“反水”，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认为《军事计画》确非蔡锷所撰。

笔者早前从《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的目录和摘要上看到曾业英此文的摘要之时，就觉得其并不靠谱。最近，笔者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库寻获该文，一览过后更觉得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不仅在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有什么价值，而且本身还暴露出不少不靠谱之处，因而其结论并不能成立。为了对刘达武、蒋方震、蔡锷负责，对历史负责，笔者于是在正常著述的空隙，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随笔，将陆续公之于众，以就教于方家，并与曾业英商榷。

刘达武将《军事计画》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时，还特别在蔡锷年谱中说明其出处：“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这一出处把事物、地点、人物、职务说得一清二楚，简洁明了。那么，刘达武对于王申五情况的描述是否真实呢？经笔者查证，没毛病。

古人有名、字、号，自称用名，称人用字或号，既然刘达武称其“申五”，这“申五”就是其字而非名。经笔者查证，王申五名兆翔，亦名宗诫，字申五，湖北秭归人。据相关史料记载，王兆翔1900年肄业于汉阳枪炮学堂，后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与蔡锷、唐继尧等交往甚密。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学成归国，中兵科举人，任职于京师陆军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兆翔由京返鄂，途中得蔡锷电召，赴滇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0月30日，王兆翔参与发动“重九起义”，与张子贞、孙永安等率讲武堂步、炮、工各科学生，破开小西门，占领西南城区一带，与步炮两标士兵进攻军械局及清督府，力战达旦。起义成功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王兆翔则任军政府参谋部兵站部部长、云南讲武堂步兵科长等职。1914年，王兆翔任陆军第一师参谋长，次年又改任陆军第二师参谋长。

1915年12月25日，护国战争爆发，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王兆翔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随蔡锷入川参加讨袁战争。战争期间，王兆翔与蔡锷朝夕相处。蔡锷前往战地视察，王兆翔也跟随蔡锷左右，寸步不离。7月21日，蔡锷由泸州启程赴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成都《国民公报》报道：“同行之行营参谋长系王君兆翔。”27日，蔡锷、王兆翔在龙泉驿与应蔡锷之召由粤抵重庆转赴成都的蒋百里不期而遇。29日，三人再一同入成都。护国战争后，王兆翔授陆军少将，任陆军第七师十三旅旅长兼叙府卫戍司令，以后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滇军总司令部咨议处长、云南学生集训总队长、滇军中将参谋长、云南省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病逝昆明。

由上可知，刘达武提供的这些信息是真实的，昆明确实有个叫王申五的人，也曾担任过滇军总司令部咨议处处长，这说明他编纂《蔡松坡先生遗集》是严谨的。另查，李文汉的《蔡邵阳年谱》所附《蔡邵阳全集》目录中有蔡锷《赠王申五格言》和《致王申五书》两篇，笔者还在蔡锷故居纪念馆发现，蔡锷还曾将其在云南“重九”起义成功后身着清军协统服、手拄指挥刀拍摄的照片题赠王申五，上款为“申五学兄惠存”（蔡《赠王申五格言》中亦称王为“学兄”），落款为“蔡锷”，说明蔡锷与王申五的关系还非同一般。

王兆翔(1883-1952)，字申五

还需要指出的是，刘达武不止为蔡锷的《军事计画》说明出处，对《蔡松坡先生遗集之4》之《军政文电中》的《复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4月18日）也是如此：“上电为公所手草，其底稿藏滇人杨文谟秘书家，公军中遗墨故未收入。又电内‘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之下尚有‘征诸外交而决其不可者也’一段，因字迹漫漶从略。达武识。”经查，此件确未被收入《松坡军中遗墨》，刘达武从杨文谟处所得此电底稿内容不全，但此电发出后曾刊于上海《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由此足见刘达武所为不易，所言不虚。

然而，刘达武好心却没得到好报，他老老实实交代的出处，反而成了人家攻击的把柄。曾业英既然处心积虑要否定蔡锷遗著《军事计画》，首先当然要千方百计拉黑刘达武所注明的“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的出处。那么，曾业英又是怎么拉黑刘达武此语的呢？

曾业英在文中采取是推测加臆想的方法。他先是推测：

李文汉与王兆翔同为蔡锷护国军第一军下属，长期共居昆明，并在“搜集蔡锷资料”时，遍访“前辈乡达”及蔡锷的“亲故家属”，甚至收集到蔡锷《赠王申五格言》《致王申五书》，显然不可能不采访（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共居一城的王兆翔……李文汉采访过王兆翔，而王家根本没有所谓蔡锷《军事计画》的‘底稿’。否则，王兆翔不可能不同时提供给李文汉，李也不可能不像《赠王申五格言》《致王申五书》一样，将其列入《蔡邵阳年谱》末“附录蔡邵阳全集目录”中。

接着，曾业英来了一段臆想：

那么，又何以迄今未曾见王兆翔、李文汉出面澄清此事？就王兆翔而言，应有多种可能性。一是他实际并未见过刘达武。二是刘达武虽然找过他且见过面，但出于两人平生素无交集或其他原因，他未向刘达武提供蔡锷的资料，自然不会关心刘达武其人其事，乃至根本没见过其编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因而并不了解有所谓蔡锷《军事计画》“底稿”现存昆明他家中这一说法。三是他自 1939 年起开始信佛，不问世事。这些情况，都可能是王兆翔保持沉默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他实际澄清过，只是我等未发现，或因时代变迁而淹没了的可能。

最后，曾业英来了一段推测加臆想：

至于李文汉，实际已通过他编纂的《蔡邵阳年谱》暗示并无其事。一是他未在《年谱》任何地方，表示蔡锷著有所谓《军事计画》；二是他反而在“引用书目及档案”中，列有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三是他在《年谱》1911 年条下，详记蔡锷为《曾胡治兵语录》所作序后，紧接着又引入“蒋方震《军事常识》序华胄精神之伏流曰……孰能亡之”一段话。而这段话也出现在刘达武所谓蔡锷《军事计画》中的“附《蒋方震跋》”中，稍有不同的是《蒋方震跋》位于“蔡邵阳治兵于滇南”句后、“而著《曾胡治兵语录》”句之前……刘达武添加了为证明蔡锷著有所谓《军事计画》的“此《大计划》及”等字。（《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第170-172页）

笔者认为，曾业英以上的种种推测和臆想丝毫不能改变刘达武“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之语的真实性。现实生活中失之交臂之事是经常发生的。曾业英也不例外。例如，为了编《蔡松坡集》《蔡锷集》，过去几十年间你去过国家图书馆无数次吧，而且从那里找到不少蔡锷的遗著，而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岳阳县方威余1938年就特送松坡图书馆保存的四册蔡松坡电文稿，其中收有蔡锷电文稿184篇，你为什么没有“不可能不同时”发现并将其编入蔡锷文集呢？再如，《政府公报》你查过无数次吧，还从其中收录不少蔡锷的遗著，但笔者却从中又发现了你遗漏的44篇蔡锷遗著并编入《蔡锷集外集》。你又为什么没有“不可能不像”其他的那样“不可能不同时”发现它们呢？李文汉也真如你所说“未在《年谱》任何地方”和“《蔡邵阳年谱》末‘附录蔡邵阳全集目录'中未提到过蔡锷的这些遗著，是不是它们也像刘达武披露的《军事计画》一样“确非蔡锷所撰”呢？所以，曾业英拿这些“不可能不像”“不可能不同时”之类的推测和臆想而不是真凭实据来拉黑刘达武“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之语，无疑是缘木求鱼，很不靠谱。

总之，在刘达武所言“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这个问题上，曾业英说了半天，没有拿出任何直接的实证，全是他无谓的推测和臆想，并不靠谱。这些臆想作为曾业英自说自话，增加一点篇幅，多得点稿费尚可，但要以此来证明刘达武所言“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之伪，进而拉黑《蔡松坡先生遗集》中的《军事计画》则不可。而况笔者完全可以这样反问曾业英：

倘若蔡锷《军事计画》真是篡自《军事常识》，底稿也不是如刘达武所说“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首先要背黑锅肯定是王申五，而且又如你所肯定的那样“李文汉采访过王兆翔，而王家根本没有所谓蔡锷《军事计画》的‘底稿’”，“李文汉实际已通过他编纂的《蔡邵阳年谱》暗示并无其事”，“李文汉通过某种渠道，看到刘达武成书于 1927 年的《松坡集》”等等，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李文汉也因知情不报而脱不了干系。那么，何以活到20世纪50年代的王申五和活到20世纪70年代的李文汉生前均从未公开出面澄清此事？难道他们甘愿去背刘达武强加给他们的黑锅，甘愿蒙受刘达武强加给他们的不白之冤吗？

既然王申五、李文汉生前从未出面澄清蔡锷《军事计画》底稿之事，那就可以肯定刘达武所言不虚！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李文汉，曾业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李文汉可不是像曾业英所说的惯于暗示之人，而是一位讲求实事求是，且敢于直言之人哟。1924年，孙种因所著《重九战记》一文与曹之骐《腾越光复记略》合为《复滇录》，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后，李文汉得而读之，并对原文不合实情之处多有眉批。例如，在原文“该标教练官黄毓成与其部下军官赵宝贤、尹盛德等结合逐走之，今率队入城”一句旁，李文汉眉批云：“此事不确。”又如，在原文“文鸿揆死极惨烈，次日收尸，周身如蜂巢状，计其所受枪弹，在万粒以上”一句旁，李文汉眉批云：“或不致如此之多。”等等。1964年6月18日，李文汉对李丕章《关于护国之役蔡锷和唐继尧间所出现的分歧》一文提出批评：“本文分歧之点第二，与当日事实大有出入。查1915年12月22日，我第一梯团一、二两支队占领叙府，袁氏闻耗大震，褫伍祥祯川南镇守部职责，令戴罪立功。四川伪将军陈宧悬赏五十五万元，调兵分四路围叙府。我军官兵一致奋勇杀敌，卒将敌各个击破。嗣因泸、纳告急，先派李文汉率第一营附山炮一尊，机关枪一挺，由水路前往增援纳溪。继又调马鑫培营、金汉鼎营先后增加。叙府仅余田钟谷营固守。敌人侦悉，分路来犯，鏖战数日，才退出叙府。惟留后卫刘国威一连，几全部壮烈牺牲。邓泰中、杨蓁并无不服从梯团长命令之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52页）（未完，待续）

李文汉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