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太行山辽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诞生了一个男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初为人父的刘伯承军务繁忙,从妻子寄来的信中才知道儿子出生。妻子在信中问他孩子取什么名字,刘伯承回信说:就叫“太行”吧。因为根据刘家的家谱,孩子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叫“刘太行”。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刘太行的故事,虽然他的经历不如他的父亲刘伯承那么传奇,但他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了解刘太行,我们还可以顺便了解伟人是如何教育子女。
朱德和邓小平的帮助
刘太行的母亲汪荣华出身贫苦,十四五岁就加入了红军,跟随着红军部队长大,她与刘伯承结婚也是在长征途中。结婚没几天,刘伯承和汪荣华所在的部队就遭遇了一次国民党的空袭,二人都被炸伤。受了伤,再加上产后也没有奶,汪荣华当时只能望着嗷嗷待哺的小太行干着急。
后来,二人好不容易从河南难民中请到一位奶妈,这才艰难地把刘太行哺育到一岁多。
1940年夏,当时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奉命回延安,途中经过太行山区。当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正在指挥作战的刘伯承就托徐向前把儿子带回延安,交给朱德总司令带养。
徐向前一行人背着刘太行,通过多道敌人的封锁线,整整走了一个月终于到达延安。
到了延安之后,朱德总司令将刘太行安置在由美国洛杉矶华侨捐建的洛杉矶保育院,每逢周末,朱德夫妇就乐呵呵地把刘太行和罗瑞卿的长子罗箭领回家。刘太行后来回忆说:
在朱德夫妇的家里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1946年,刘太行随父母离开延安到了河北,在邯郸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重回太行山。
这时的刘太行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刘伯承当时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的同志便建议说,不如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但刘伯承坚决不同意,他不希望儿子搞特殊。于是,他把刘太行送进了武安县一所农村小学。
1949年年底,刘伯承率领二野进军大西南。为了让刘太行和女儿好好读书,刘伯承将二人留在北京。
刘太行从八一小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第四中学。这时候他仍住在朱老总的家里,可慢慢地,朱老总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实在住不下,刘伯承便写信让刘太行从朱老总家里搬出来。
当时,刚好是邓小平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刘伯承就把刘太行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和妻子卓琳把刘太行当成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
绝不搞特殊
多亏朱德夫妇和邓小平夫妇的关爱,刘太行才能够顺利长大。他初中毕业后,刘伯承考虑到这孩子从小就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想自己管管,于是让刘太行高中到南京去上。
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当时全军实行的还是供给制,刘伯承会定期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供给标准。他还嘱咐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太贵,不要买来吃。”
那时,刘家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刘太行已经有了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住房便开始紧张起来。院里多次提出给刘伯承加盖房子,都被刘伯承严词拒绝。
后来有一次,刘伯承到北京开会,军事学院营房部自作主张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刘伯承从北京回来一看,当即对营房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还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些事情令刘太行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说,父亲经常叮嘱母亲说:
“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父亲的言传身教
刘伯承教育孩子的方法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南京刚解放的时候,刘伯承是南京市市长。有一天,他带着刘太行几人去参观中山陵,到了目的地之后,看到门口贴着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接待参观者。中山陵的负责人得知刘伯承来了之后急忙赶来,说欢迎首长参观。
然而,刘伯承却说道:“谢谢,但要按照规定办事。”说完就转身带着孩子回了家。一路上他还给刘太行几人讲道理说:
“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除了以身作则,还有一件让刘太行佩服的是父亲读书很厉害,不仅博闻而且强记。刘伯承后来眼睛失明,让孩子们找书,书放在哪里,要找的内容大约在哪一页,他许多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对于孩子读书,刘伯承的要求也极其严格。
除此之外,刘伯承还十分注意提醒孩子自力更生。早在子女结婚之前刘伯承就立下规定:结了婚的子女一律要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他为此多次向儿女们解释:
“我这里生活条件优裕,这是党和国家为照顾我而安排的。你们结了婚,就不要住在这里了。”
就是这样,刘太行很小的时候就和弟弟妹妹们明白了一件事,父亲那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可以继承,他们不能指望靠着父亲这块牌子生活,他们要自强自立。
进入哈军工,严格自律
1959年夏天,刘太行高中毕业,那个年代,中国的青年都无比向往那所由陈赓大将担任校长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刘太行也是其中一个,父亲也建议去那里,于是他就报考了哈军工。
与他一起报考的,还有儿时的玩伴罗东进,这两位年龄仅相差一个月、情同手足的伙伴并肩走进了哈军工,又一起进了导弹工程系,成为无线电控制专业的第七期学员。
在哈军工学习期间,刘太行几乎每个月都要给家里写一封信,把这个月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作一个汇报。刘伯承对儿子的信看得非常认真,并亲自回信,督促儿子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
子承父教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日益恶化,随之带来的是两国边境局势的紧张,东北地区的战备工作时时让刘伯承牵挂于心。1964年7月,刘伯承带领干部们到中苏边境考察,在25天当中,他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走过10个县市,终于积劳成疾、左眼病情加重,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经过多方治疗仍无法恢复。
到第二年,刘伯承左眼完全失明,而他的右眼早在讨伐袁世凯的时候就已经受伤失明。就这样,这位一生为了中国的光明而征战沙场的老元帅开始了他二十余年的黑暗生活。
1965年7月,毕业后的刘太行被分配到了七机部三院,参加“海鹰号”地对舰导弹的研制任务。在那里,刘太行与军医肖玉兰相爱并结婚。但紧接着,一场空前恐怖的政治风暴席卷全中国,人人自危。
刘太行1971年调到了空军雷达研究所,在这里他埋头工作了十多年,从工程师到室主任,再到副所长,一直没有脱离技术岗位,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旋涡保持距离。然而,他父亲的身体却在漩涡中越来越差。
忧国忧民的刘伯承看着祖国遭受灾难却无能为力,本就抱恙的身体在焦虑中每况愈下,逐渐丧失了思维能力和自理生活的能力。1986年10月7日,94岁高龄的刘伯承因为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刘太行调到了空军指挥学院,他从研究部的研究员做起,后来出任研究部副部长、部长,1997年春提升为副院长。成为院长不到一年,他就以少将军衔退休。
纵观刘太行从哈军工毕业后的这三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他一直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尽管多次立功受奖,但他仍然时刻铭记父亲的教诲,严格自律,当时已经是正军职少将军衔、学院首长的他,仍然住着老伴单位的房子。有一次,党员大会投票选举党委成员,刘太行得票最多,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可见一斑。
刘大元帅的谆谆教导,在刘太行的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