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时期，经筵引领了经学发展方向，而闻喜宴则丰富了宋诗的意义——首先，我们先从经筵说起，北宋经筵的内容以儒家经典史书为基本内容，同时结合了时政与经筵官的个人独特见解。《玉海》卷二六《帝学》中专门记载了有关为帝王御前讲习的内容，主要是经、史两部分，经类包括《论语》《孝经》《孟子》《春秋》等，史类则主要是历代帝王的“美恶之迹”。

北宋经筵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太祖、太宗时期还没有专门的经筵官职，如有需要则临时召儒士前来讲经。

到真宗朝时便开始建立正式的经筵制度，选定专门经筵官，设置固定的讲学时间及固定的地点。甚至经筵官所用的讲义，都成为宋代一种新兴的经学体例。

北宋经筵

北宋经筵的另一特点与内容有关，从前学者为帝王讲经时，多以释义为主，方法通常是训诂与章句。等到北宋仁宗后，经筵官开始逐渐用自己的政治观点来解释经典，如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后成为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经筵的发展扩大了经筵官的学术影响力，《三经新义》不仅是为帝王讲经的讲义，更成为儒生学习的标准，从而使王安石的释义成为典范。因此，讲经内容解读的个人化是北宋经筵的另一特点。

经筵在北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帝王长期在经筵官的教育与熏陶下，不论是文化素养还是执政能力，必然有所提高，在这种环境下便形成了北宋的“帝王之学”，北宋范祖禹的《帝学》专门记载与帝王求学有关的内容。其次，北宋经筵制度中应用性强的特点，加强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经筵逐渐变成帝王与大臣讨论时政的新方式，将学术理论用于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对历朝历代的得失与兴衰进行分析与总结。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更有利于加强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最后，帝王所任命的经筵官本身就是儒学大家，他们的治学方法与对经典内容的诠释，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北宋仁宗之后兴起了自由阐发经典的做法，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安石的《诗经新义》等，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类作品引领了北宋中后期新的经学发展方向，对《诗经》进行了重新阐释，这种变化离不开经筵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北宋经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宋学术的发展。但是，在经筵制度的不断发展，帝王对经筵依赖性加强的情况下，其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

闻喜宴赐诗

唐宋两朝的闻喜宴是科举的产物，闻喜宴源起于唐朝，当时“礼部放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曰‘闻喜宴’”唐人重科举，因此在科举考试放榜后会为及第者举行一系列的宴会活动。经由五代时期的停止和废除，到北宋时仅保留一场官方组织的宴会活动，即闻喜宴。

《宋会要辑稿·选举》详细记载了北宋闻喜宴举办的时间及地点。经统计，除太祖朝、哲宗朝和钦宗朝没有记载外，北宋其余朝共赐闻喜宴14次，其中10次的举办地点设在琼林苑。

到北宋，闻喜宴不仅由朝廷出钱举办，还制定了专门的仪式，《全宋诗》“郊庙朝会歌词”及《宋史·乐志》中都收录了《大观闻喜宴六首》，通过题目即可窥探北宋闻喜宴规范且繁琐的礼仪，六首诗题目分别为：“状元以下入门《正安》”“初举酒《宾兴贤能》”“再酌《于乐辟雍》”“三酌《乐育英才》”“四酌《乐且有仪》”“五酌《正安》”从这六首诗的题目可以看出，北宋闻喜宴举办过程中需要全程奏乐还有标准严格的仪制。

另外，北宋帝王不仅会亲自出席闻喜宴，还有赐花、赐诗等仪式。这些不仅代表了北宋帝王对闻喜宴的重视，更体现出北宋时期科举的重要地位。

北宋的闻喜宴在举办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闻喜宴诗。闻喜宴诗可以分为皇帝赐诗、进士和诗以及大臣赠诗三类。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御制诗二首赐之”开始，皇帝赐闻喜宴诗变成了定制。宋徽宗政和二年“始罢赐诗，改赐箴。”，闻喜宴赐诗的传统才被迫中止。

直到宣和三年重新在琼林苑举办闻喜宴时才重新“特降中使赐御制诗。”北宋帝王喜赐闻喜宴诗，有记载道：“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帝王所赐之诗在当时可能流行甚广，但如今所存仅剩一首及残句一句。究其原因，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两宋之际，金兵侵入，大量的书籍文献在战火中失传，北宋帝王所赐的闻喜宴诗也难以幸免，南宋帝王赐闻喜宴诗今存二十余首也可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第二，帝王赐闻喜宴诗内容单一，格式缺少变化，有明确的赐赠对象，除教导训诫及第进士外，对其他人意义不大，多为定制，较难流传，因此难以留存。北宋帝王完整的闻喜宴赐诗现仅存一首，为宋仁宗赐给嘉祐四年状元刘辉诗《赐刘辉及第》：“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临轩升造世，入彀得群英。并蹑云梯峻，聊登桂籍荣。庇民思善政，兹惠体予情。”另有残句一句，为赐诗的末句：“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此句所赐对象为景祐元年状元张唐卿。

通过仅存的诗句以及史籍中对北宋闻喜宴与赐诗的记载，可以管窥北宋帝王赐闻喜宴诗的特点。内容上，表达对进士能力的认可和夸赞，以及对他们未来的祝愿和期望。同时，训诫和教导的意味比较重。从艺术水平上看，就仅存的内容而言，赐诗多为五言。语言直白，如“庇民思善政”等，不加藻饰，不论技巧。真如宋人所云：“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总的来看，北宋帝王闻喜宴赐诗内容较为单一局限，整体水平不甚高超。

除诗歌外，皇帝还会在闻喜宴上赐及第进士御制箴。赐箴的传统也是从宋太宗时便已有之。太宗淳化三年“例赐御诗以宠之。至陈尧叟，始易以箴。至是，诗、箴并赐。”另外，宋徽宗政和末年禁诗后，闻喜宴赐诗也变为赐箴。《石林燕语》中也有记载：“是岁，莫俦上榜，上不赐诗而赐箴。”

直至宣和三年才重新“赐及第贡士闻喜宴于琼林苑，特降中使赐御制诗。”无论是诗、箴并赐还是以赐箴代替赐诗，闻喜宴御制箴与御制诗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可惜帝王闻喜宴赐箴今也不存。不过可以大胆猜测其内容与技巧都与御制诗相一致，仅体裁不同而已。

北宋朝廷举办的闻喜宴除了及第进士与帝王亲自出席外，部分文官大臣也会参加。因此，闻喜宴诗除了帝王赐诗外，还有进士和诗与文臣赠及第进士诗。进士和诗的主要内容离不开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赤胆之心，以及对皇帝的英明神武和功德无量的赞美。

大臣在闻喜宴所作诗歌一般为和诗和赠诗两类，和诗的主要内容多表达自己能够参加闻喜宴之幸，对及第进士的恭贺以及对皇帝的忠贞与报国的决心。文臣还会在闻喜宴上赠诗给进士，表示自己的恭贺与祝愿。现存王珪《闻喜燕上赠状元叶祖洽》：“黼座亲临唱第初，宴嬉犹及苑花余。青厢特访安危策，紫府应将姓字书。御酒连倾金鉴落，宫床曾赐玉蟾蜍。从来晁董多奇论，三日英豪亦未疏。”

诗中对闻喜宴的热闹场景进行了赞扬，又对叶祖洽的能力给予了肯定。此诗是一首积极、吉祥充满美好寓意与祝福的诗。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与闻喜宴相关的诗，或感慨、或回忆、或记录，也都可以称为闻喜宴诗。这些诗都是闻喜宴在北宋时期的盛况映照，虽今存不多，也能窥其一二。与闻喜宴相关的活动还有很多，如赐花仪式、探花之俗等一系列活动，却都不如闻喜宴诗意义深远，影响力大。

闻喜宴的影响

宋代官方正式举办闻喜宴活动及帝王赐诗的行为，受其影响最大的必然是参与闻喜宴的新科及第进士。刚刚及第便受到如此重视的对待，这对一名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专门为及第进士举行的仪式与其他相关活动制度化后，对社会普通百姓以及正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来说，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激发起民众发奋读书，努力追求功名，有朝一日也能享此殊荣的决心。因此说此举也是使北宋通过读书求得功名入仕的风气盛行并且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帝王大都热爱文学且文化素养较高，并常以文人自恃，再加上宋代重文的倾向十分强烈，致使帝王十分重视人才，与人才的关系也甚为亲密。给及第进士赐诗的仪式一方面体现出对进士的鼓励、肯定以及重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自己“文人”的身份。大规模创作闻喜宴诗以宋为始，因此闻喜宴诗不但具有丰富宋诗种类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及登科进士的思想感情也颇有价值。

结语

总的来说，北宋帝王与文人的交往活动还存在许多其他方式，而观书、经筵与闻喜宴赐诗属于北宋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主要特点是与文人交集密切，活动氛围轻松，活动意义深远重大。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北宋帝王对与文人的交往呈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重视与文人交往文化活动的仪式感，力图从各个方面促成与文人稳定友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