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冷知识：大名鼎鼎的民国时期头号特务、军统局的“扛把子”戴笠戴雨农，并不是正经八百的军统局局长，局长的位置另有其人。

长期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受到不少关于军统特务影视作品的误导，认为军统局的局长就是戴笠。

毕竟大家都喊他戴老板，他的威望从复兴社时期，到军统局时期，乃至他死后的保密局时期，在国民党特务界都是响当当的。

所有特工都忌惮他的淫威，像《潜伏》中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和副站长余则成，在他死后都不敢直呼其名。

但其实，一手提拔戴笠起来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戴笠的崛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怕他的都是那些中下层，在国民党内部真正的大佬们看来，戴笠根本不够格坐在特务头子的座位上。

国民党内部派系太多，相互争斗十分激烈，军统局局长这个职位，必须由一个足够站得稳、敲得响的人担任，才能在大佬们面前服众。

所以，在复兴社逐渐壮大成立军统后，戴笠手握实权，名字上也只是“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现在某个组织中的“常务副局长”。

真正的军统局局长，其实是另外一个蒋介石的心腹之人，他在蒋介石得势之前就已经声名鹊起，能力出众，位高权重。

蒋介石对他极为信任，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越了戴笠，还被一些人评价为把整个党国都托付给了他。

但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他的政治见解却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最后甚至成为了我党的重要伙伴，建国后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力量，最终还葬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他还曾经对自己的子孙说过，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那么，这位能得到蒋介石信任，又忠于我党的国军高官，究竟是谁？他的人生经历究竟如何？

海外投身革命，北伐功勋卓著

这位比戴笠官衔高半个级别的军统局长，名叫贺耀祖，来自湖南宁乡。他投身革命的经历之传奇，恐怕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平定太平天国后，湘军成为了我国清末势力最为庞大的地方军。他们有钱有粮，还大力发展教育，在湖南开设了多家书院。很多家境还算殷实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了书院去接受教育。

身为湖南人的贺耀祖很幸运，从小受到家里的严格教育，12岁的时候又进入了玉潭书院读书。通过读书学习，他明白了很多道理，这为他在日后成长为了一个仁德、侠义的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05年，也就是贺耀祖16岁那年，他考上了湖南陆军小学，四年后又进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贺耀祖成绩非常优秀，这让他成为了清政府选派代表去日本学习的人员，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

而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20岁的贺耀祖正式投身革命：他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从此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他知道，中国要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必须换掉清政府这个“空壳子”，怎么换掉？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清政府选派的赴日本留学生，反过来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成为了革命者，可见晚清社会之腐朽黑暗。

辛亥革命的时候，贺耀祖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又于1912年返回日本，在另一位革命领袖、湖南老乡黄兴的资助下，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辎重科学习。

熟悉这所学校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它为日本发动在亚洲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培养了不少高级将领。

不过有意思的是，有很多中国将领也曾在这里深造过，比如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将军，后来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官如黄慕松、何应钦、汤恩伯等也都毕业于此，相当于日本的“黄埔军校”。

1916年贺耀祖学成归国，回到了湘军担任要职，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伐袁世凯以及护法运动。将近十年的南征北战，让贺耀祖积累了很多战争经验，并在国共合作期间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26年，经过好友、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谢觉哉的推荐和建议，贺耀祖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率部北伐，攻克了北洋军阀孙传芳在江西驻守的主力部队，逼迫当时江西九江的英租界退出，自己接管了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途中，他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攻克了安徽芜湖，随后与其他将领合作打下了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国民政府将民国首都定为南京，贺耀祖做出了很大贡献。

此时的他已经升任第三军团少将总指挥，率部继续北伐，攻下山东，一路高歌猛进。北伐战争是贺耀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时刻。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相继推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为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过也正是在他军事上最为春风得意、北伐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政坛风云突变。蒋介石为了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于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政策，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

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民国的历史就此改写，蒋介石登上了国民政府权利的正中央，作为军人的贺耀祖，不得不面临与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共事的局面。

与蒋介石关系微妙的国军高官

当同年龄段的贺耀祖已经在湘军内部崭露头角的时候，在国民党内部被其他帮派排挤的蒋介石只能在上海做生意炒股票，给年幼的蒋经国交着高额学费读上海最好的学校，追求着比他小18岁的陈洁如（后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股市崩塌后欠下一屁股债被债主追杀，被迫拜在上海滩青帮老大黄金荣门下当义子，才捡回一条命。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崛起之路非常具有偶然性。

简单来说，此前一直郁郁不得志的他在孙中山落难之时伸出援手相助，得到了孙先生的信任，当上了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还曾率队去苏联学习访问政治和军事，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步步稳固自己的实力。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有了自己搞事情的资本。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发生，夺取了国民政府最高权力，开始当一个大独裁者。

在这段日子里，贺耀祖一直忙于北伐战事。自古以来，军人不问政治是我国传统军官的一个习惯。当北伐归来，看到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贺耀祖才明白，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已经与当初孙中山先生所走的革命路线完全偏离了。

蒋介石的革命纲领，跟“三民主义”毫无关系，他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还想把成立初期的共产党扼杀在萌芽之中。见过大世面的贺耀祖本就是一名思想进步开放的革命者。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已经接触过一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前文提到推荐贺耀祖的谢觉哉是我党重要领袖、“延安五老”之一，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做出过突出贡献。

他俩是多年的挚友、知己，交情深厚到连贺耀祖的妻子、共产党员倪斐君都是由谢觉哉介绍的。而且，本是一名军事理论派人物的贺耀祖，是在谢觉哉的建议之下才走入军营、指挥部队南征北战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贺耀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国民党效力，但是他是一位有正义感、有良知、有自己革命主张的人。

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他认为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是符合中国现状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政治体制，治国的第一要务都是要为人民着想，让人民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的政权才真正有生命力。

这不是与我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英雄所见略同么？而且贺耀祖还不止一次暗中帮助过我党：1925年刘少奇被湖南军阀逮捕，贺耀祖作为湘军第一师师长，动用手段保释刘少奇出狱；

谢觉哉在《湖南日报》任主编的时候曾因为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遭到军阀通缉，也是贺耀祖保下了好友，使其免受牢狱之苦。

所以，贺耀祖在国民党内部功劳卓著，但还能如此帮助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不得不说，我党对他的评价还是非常恰当的：“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

一路腥风血雨走上权力中央的蒋介石，需要更多国民党内部元老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元老级人物贺耀祖就是其中之一，北伐战争后的贺耀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参谋次长代行总长职务，在他面前蒋介石也只能平辈论交情。

由于贺耀祖军事能力出众，说话非常有分量，蒋介石一直非常看重他的意见，很多时候还能够做蒋介石的主，也难怪一度有人说“蒋介石把党国都交给了他”。这种说法只能算是对了一半。

由于贺耀祖与我党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也非常耐人寻味。对于“亲共”的国军官员，蒋介石向来打击起来不留情面，但对于贺耀祖，他并没有这么强硬的态度。

这应该是因为贺耀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大才，即便他身上有着一些红色痕迹，也不妨碍他是国民党内部一等一的精兵强将。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蒋介石需要贺耀祖这样有威望有能力的官员镇住场面。

但是，尽管蒋介石对他十分信任，但从贺耀祖任职履历来看，他一直在被蒋介石支来支去：1935年被委派驻土耳其当公使，1937年回国又任兰州行辕主任和甘肃省主席。

特务机构复兴社改制为军事统计局后，贺耀祖担任军统局长。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机构真正的实权控制者是戴笠，贺耀祖只是挂个名而已，要不是戴笠火箭般的蹿升速度无法服众，可能也不需要贺耀祖来担任这个军统局长。

1942年至1945年期间，贺耀祖又相继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重庆市市长等职位，到达了国民政府权力的顶峰。

而此时，他与蒋介石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曾经人们眼中那个可以将党国托付给他的贺耀祖，终究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对我党鼎力相助的挚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贺耀祖就明确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指出，此时对共产党大肆攻击，明显是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西安事变让老蒋不得不联共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他本人并不情愿。

对于贺耀祖对自己提出的反对意见，他本人不置可否，对贺耀祖也是颇有微词。然而，能让他在共产党面前让步的，除了贺耀祖就在没有第二个人了，这也能表现出他对贺耀祖的信任。

贺耀祖任兰州行辕主任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时候，红军西路军被国民党打败，大量指战员和士兵被国军逮捕。当时中共的甘肃省代表正是贺耀祖的老友谢觉哉，他前来与贺耀祖沟通，希望能够释放兰州监狱中的部分红军。

深明大义的贺耀祖释放了红四方面军的几名重要干部，一些被国民党关押的所谓“政治犯”，同样被他释放。

这还不算完，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贺耀祖还发电报给蒋介石，他与中共代表交涉过，希望能释放被扣留在西安的红军战士，蒋介石一肚子不情愿，可再三权衡利弊并出于对贺耀祖的信任，他决定答应贺耀祖和中共方面的请求。

后来，在就任军统局长和侍从室主任后，贺耀祖依然在暗中帮助我党。他曾经在兰州放行了一架从苏联起飞去往延安运送药品的飞机——按道理来说，这件大事必须由蒋介石批准。

但贺耀祖当机立断，他瞒着蒋介石以侍从室主任已经得到委员长批准为由放行了该飞机，给延安送去了宝贵的军需物资。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免除了贺耀祖侍从室主任的职务，但军统局长的位置仍然是他坐，且随后不久蒋介石就任命他为陪都重庆市的市长。

所以，蒋介石对贺耀祖的态度，一方面是信任加尊重，还能答应一些常人看来他不可能答应的请求；另外一方面也是怀疑与制衡，通过他任军统局长来制衡戴笠，并让戴笠主管对付共产党的情报间谍工作。

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其实也有很大深意。他知道军统这个组织是戴笠的一人独大，军统巅峰时算上间谍特工、附属部队以及被军统策反惩治后加入为国民党效力的汉奸、伪军部队加起来共有100多万人。

更可怕的是，戴笠通过对情报网络的建设，以及“军事统计局”对军队的渗透。

不仅战胜国民党其他的情报机构如中统、CC，还掌握了除国民党正规军之外的全部武装部门，包括各个城市的宪兵队、稽查处、还有国民党军令部二厅等部门......

原先的一个小头目在自己手下日渐做大，蒋介石心里也有点慌，为了制衡戴笠在军统内部的滔天权力，并稳固住这个组织，便让贺耀祖担任军统局长。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蒋介石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无论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戴笠，还是其他如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高级别将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跟蒋介石的一系列人事任命有着很大关系。

往往为了平衡某一派，就要拉进另外一派的力量，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国民党内部极为不团结。政治派别如此，军队内部就更是如此，最终在解放战争中溃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正如我们之前所言，贺耀祖这个正职局长其实就是一个摆设。戴笠有情况一直都直接向蒋介石汇报，根本不理会他这个正局长；贺耀祖本人也一直没有从事跟情报相关的工作，他对于戴笠而言，更像是一个“吉祥物”。

有他在，戴笠就不会遭到内部的太大质疑。蒋介石想通过对于贺耀祖的任命，在军统局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大家相安无事，一致对外。

贺耀祖真正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发生在1945年底。当时重庆谈判刚刚结束，经过43天艰苦卓绝的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暂时开启了第三次国共合作。

但很快，不甘和平建国、想要继续独裁的蒋介石又在各地挑起战端，与当年11月进攻张家口。

刚签订的《双十协定》还没捂热乎就很可能胎死腹中，这让本来对和平充满期待的贺耀祖失望之极。

他决定辞去重庆市长的职务，远离权利的中心。蒋介石本来想挽留他，但贺耀祖意志坚定，拒绝了老蒋的挽留。

1946年3月，戴笠意外飞机撞山身亡，军统局被改制成为了保密局，郑介民任保密局局长，戴笠的头号助手毛人凤任副局长，贺耀祖也由此跟军统彻底脱离了关系。

此后，贺耀祖加入了“孙文主义国民同盟”，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反独裁的爱国运动。

这位曾经让蒋介石最为信任、“将党国托付给他”的人，就此彻底跟蒋介石切割。

有过之前“通共”的先例，蒋介石也明白，贺耀祖跟自己完全不是一路人，干脆随他去吧。

开个玩笑说，这也算是蒋介石给贺耀祖“最后的温柔”。多少曾经与蒋介石决裂的人、“通共”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暗算，贺耀祖这两样都占了，居然还毫发无伤，可想而知蒋介石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但是，1949年8月，来到香港的贺耀祖与其他共军将领联合发布起义通电，湖南得到和平解放。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蒋介石，最后的体面也不复存在，恼羞成怒的老蒋安排了保密局特工（贺耀祖曾经名义上掌管的部门）去刺杀贺耀祖。

但是，此时我党的地下工作已经十分成熟，周恩来亲自指示情报人员保护贺耀祖以及其他将领的人身安全，并护送他们回到了华北解放区，行将就木的国民政府再也掀不起任何风浪。

当年年底，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两个月，贺耀祖终于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主席是他的湖南老乡，还专程设宴款待，并跟身边的人介绍说：“贵严（贺耀祖表字）同志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当初在重庆是他请我，现在来到北京是我请他咯！”

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深入虎穴与国民党周旋，当时身为重庆市长的贺耀祖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毛主席，并命令随从人员加强对中共代表的安保工作。

此举既保护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谈判代表的安全，更表达了他自己的鲜明立场。毛主席在重庆期间，贺耀祖还以个人身份邀请毛主席去家中赴宴，又安排在重庆的湖南籍社会知名人士参加“老乡见面会”，共有三百人左右参加。

此举不仅让大家交流了乡情，更让众多重庆当地人士了解了毛主席和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极大地赢得了民心。

蒋介石当时对此也有耳闻，但碍于贺耀祖的职位和地位，他也不好说什么，一方面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对他的监督，削弱其实权。

直到后来对贺耀祖起杀心，他手下的情报间谍组织没有了当年戴笠在军统时候的作风，也根本起不到任何实际效果。

贺耀祖重归祖国怀抱，而他的妻子倪斐君，当时已经作为共产党员回到解放区担任解放军陆军第一医院的院长。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贺耀祖一家人得以在北京团聚。

解放后的贺耀祖，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

贺耀祖夫妇为人低调，他的孩子们与父母性格相同，一直过着本本分分的生活。不过，关于贺耀祖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他的后代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复：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有一位叫做段子文的人，他的父亲是贺耀祖的姻亲晚辈，管贺耀祖叫外祖父，所以段子文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贺耀祖的事情。

最让段子文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贺耀祖与蒋介石、毛主席都有交情，跟蒋介石早在日本求学期间就认识，跟毛主席关系更近，是湖南老乡的交情。

贺耀祖一直认为，北伐战争是他革命生涯的最得意之笔，但大革命失败后，他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一直默默支持者真正想要改变中国面貌的共产党人。

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他的子女还小，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他也只是说“要分清楚好坏”。毕竟，他属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作为国民党高官要保留一些意见。

但是在与国民党彻底切割回归祖国后，他教育子孙的态度就变成了：“永远要一心跟着共产党走！”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解放前回到湖南，他曾经为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做出过一定贡献。解放后，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他就前往汉口担任委员兼交通部部长，随后又调任到参事室担任主任。

作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贺耀祖在新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实地调研的他对于基层有着一定研究，对于改进政府工作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还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

他的后代也秉承着“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段子文就表示，我父亲说要我们也都跟他的外祖父贺耀祖学习，跟着共产党走，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61年7月，贺耀祖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他的一生足够传奇，虽然并未加入我党，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贯穿了他的整个革命生涯。

即便是在革命前途最为坎坷的时候，即便是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得到蒋介石极大信任的时候，他依然不忘初心，想人民之所想，为了解放全国的理想而奋斗。他的革命理想与觉悟，是蒋介石、戴笠这样的人所不能相比的。

处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可能无法像贺耀祖那样经历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

但无论身处何地，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我们都必须要听党话、跟党走，这才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参考资料

[1]孙潇潇.军统对日战揭秘[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06(107-134).

[2]夏野枫.谢觉哉与贺耀祖携手于大西北[J]世纪,2000(000)-006.

[3]贺耀祖-宁乡市当代人物专题[N].博雅人物网,202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