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大公报

1935年9月9日夜，中央连夜开拔，带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自此，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一、四方面军再度分开了。

由于害怕四方面军追上来，酿成自己人打自己的人悲剧，中央红军还对他们放了警戒哨。

急行2天之后，中央才有机会开了一个会，会议商讨的是这支红军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大家最后决定，应该把部队带到外蒙边境，在那里接受苏联的援助，进行休整后再打回来。

这支孤军一路北上，9月下旬，在开到甘南一偏僻县城（哈达铺）的时候，某红军士兵在无意中发现了一张若干天前的《大公报》，根据这张报纸的记载，在陕北吴起镇一带，存在着一支红军和一块根据地。

得到这张报纸后，中央马上就修改了之前的决定，不去外蒙了，而是转向东北，去陕北找刘志丹。

改变命运？

为什么说这张《大公报》改变了中国历史和命运呢？

首先，中央红军（严格来说叫陕甘支队）离开四方面军时只有7000多人，其中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这支部队不久后又在腊子口战役中就损失了1500人，部队人数更少了。

如果按照之前的办法，一路开到外蒙边境，他们首先要穿越甘南甘北，然后越过黄河，穿过宁夏和绥远，最后才能进入外蒙。

这件事对于这支几千人的疲惫之师来说有多么困难，我们可以对比后来的西路军来看一下，西路军渡河之后的兵力约为两万一千八百人，且其中的红九军和红三十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实力强劲。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因为民情、地形等种种原因折戟西北，遭遇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如果让这支陕甘支队一路北上，穿越层层险阻，开到外蒙，其结局如何，我们恐怕不能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

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国军的主攻方向还在川西的红四方面军身上，这无疑给了中央红军一定的喘息之机，但是这并不解渴。这支部队最需要的是找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整补充，否则他们就只能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中，一直被消耗，直到消亡。

这时候，那张《大公报》为他们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陕北吴起镇，这里可以满足他们的绝大多数需求，而且路途并不算遥远，比去外蒙边境容易千百倍。

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他们的一个意外之喜，一个挽救和改变他们命运的礼物，说这份报纸价值千金恐怕都远远不够，它是价值万金亿金。

偶然与必然

那么，这张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公报》是谁，或者说是哪个部队最先发现的呢？

据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对红军老战士陈诗林的采访，当时“周副主席”吩咐陈诗林和三个卫生军校的同学去找些报纸来，他们就在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发现了一堆国民党的报纸，上面有关于陕北红军的描述。

而根据红军老战士刘英的回忆，这份报纸是在哈达铺的邮局里发现的。根据作家吴东峰的记载，这份报纸是大将黄克诚的部下发现的……真可谓众说纷纭。

其实，是谁发现的这份《大公报》并不重要，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缺乏足够的自觉性。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个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即为什么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小县城里，能发现这份常常出现于上海、北京等大都市街头的报纸。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强调要自强自立，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办自己的报刊杂志，修自己的铁路公路，以此来传播最新的思想、最新的国际国内消息，来“启蒙”民众。

也正是这些看起来影响并不立竿见影的工作，让我们的国民接受到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类的启蒙，了解到了革命、共和这些近现代的理念，这股的思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连这个偏僻的县城都被裹挟进去了。

不难看出，那时候的中国，迎来一场改头换面的革命似乎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