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蒋介石的侍从室，大体会有这样几个印象：神秘、权力大、军机要枢。

这些描述都没有错，但如果只看字面意思的话，也容易产生误读。

比如“权力大”这点，很容易被理解为“侍从室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所以大多数关于侍从室的文章都喜欢讲“侍从室主任”的职权等等。

但其实，“侍从室主任”这个说法就是错的。蒋介石为了限制侍从室的权力，压根没有设置”总主任”这一职位，而只有侍一处主任、侍二处主任，或者机要室主任这些，各主任彼此间相互制衡。这是蒋介石的“驭臣之术”，所以并不存在独揽大权的“侍从室主任”（初级阶段除外）。

侍从室的历史有12年（1933年-1945年），主管军事的侍一处存在了10年，但前后换过六次主任，平均两年不到换一次。这同样是蒋介石防止部下权力积聚的一种手段。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一直没换，也是因为他不贪权，属于“清流”一派。不仅不贪，陈布雷还经常刻意回避权力，说话办事一直小心翼翼，这才有了蒋介石的长久信任（相对而言）。

陈布雷 | 图源：网络

所以，侍从室主任们的最大特征是：铁打的陈布雷，流水的侍一处主任。

至于侍从室“权力大”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蒋介石的权力大。侍从室是蒋介石实现独裁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个“工具”自己变成了“手”，首先不答应的就是蒋介石。

按陈布雷的说法，蒋介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这个“亲自”自然无法靠他一人去实现，这便是设立侍从室的“初衷”。

本周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蒋介石侍从室的这12年历史，它的真面目自然就会清晰起来。

01

南昌行营

蒋介石侍从室的起源，和南昌行营有很大的关系。

小杜喜欢写长征，我们就以电视剧《长征》为例，剧中第一集，蒋介石首次“出场”，便是在南昌行营。

在随后的“剿匪”会议上，出现了两个南昌行营的厅长，一个是军事厅长贺国光，一个是政治厅长杨永泰。而提议成立侍从室的，便是南昌行营时期的杨永泰。

蒋介石的“行营”，不是传统概念中的“皇帝出巡临时建立的御营”，而是蒋介石政权的常驻机构，甚至被称为“第二首都”。

南昌行营的设立时间是1930年至1935年，从时间和地点上一看便知，行营的首要任务是对红军中央苏区的“剿匪”事宜。

蒋介石在1928年初第一次下野复职后，就开始越来越注意集权统治，所以身边的侍从人员日渐增加。而到了南昌行营时期，蒋介石的“出差”频率更高，跟在他身边的有侍卫人员，有固定的侍从秘书、侍从参谋、侍从副官，还有临时抽调的参谋人员等等。

到了1933年，杨永泰一看，这个侍从团队有点乱哄哄了，于是向蒋介石建议正式成立一个侍从室，编制就放在南昌行营。

注：侍从室这个称呼很早就有，但正式入编是在南昌行营。本文开头讲的侍从室有12历史，即以1933年入编为起点。

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是南昌行营军事厅的副厅长晏道刚。所以，在侍从室的历史上，只有在这个“初级”阶段才出现过“侍从室主任”一职。

初创的侍从室规模并不大，类似于一个“秘书处”。晏道刚当时也只是少将，资历上远不如后来侍一处的钱大钧、张治中这些“八大金刚”。

这也是政学系大佬杨永泰那时没入主侍从室的原因，因为确实与他的地位不符。

1935年南昌行营撤销，杨永泰去了武昌行营当秘书长，晏道刚调任西北行营参谋长。

南昌行营一撤，侍从室的编制没了，主任也走了。但蒋介石用侍从室已经用顺手了，所以不仅把侍从室的编制调到了军事委员会，还决定扩大侍从室，进行改组。

侍从室能成为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始于这次改组，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后来又根据蒋介石的职位变化而改过名字，总之就是“蒋介石侍从室”。

这次改组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增设了侍二处，主任为陈布雷。所以我们先得说一下这个“铁打的”侍二处主任。

想要“详解”侍从室，陈布雷这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