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访华，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会面过程中，斯诺提出想要见见他的老朋友王牧师，当初他就是在这位王牧师的护送下，才得以顺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陕北苏区与毛主席见面的，斯诺一直没有忘记王牧师一路舍命相送的情谊。

毛主席对这位王牧师也早有耳闻，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但除了一个“王牧师”的称呼，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毛主席派人调查王牧师的下落，一查之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位王牧师他不但不陌生，还渊源颇深。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员，为抗战取得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了革命事业他不惜多年隐藏真实身份，深藏功与名。他的名字叫做董健吾。

一、爱国牧师临危入党，加入中共特科

董健吾生于1891年的上海，他的祖父早年间做过县令，祖母出身于商贾之家，家境殷实。

董健吾自小在祖母的膝下长大，他的祖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董健吾受其影响颇深，自幼便加入了基督教。

与许多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一样，董健吾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

1914年，董健吾考入由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主攻神学方向。在那里，他与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成为了同窗好友。

“五四运动”之后，董健吾与当时众多年轻学子一样，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正在经受苦难的国家和民族感到无比的痛心

那时的上海笼罩在列强的阴云之下，针对华人的不公事件频频发生。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无故开除中国工人引发了工人罢工行动，为了镇压工人罢工，日本人打死打伤了十数名工人，激起了上海人民心中的怒火。此时，两千多名学生身先士卒，举行抗议游行活动，声援工人群体。

然而，学生的正义游行却遭到了无耻的英国巡捕的打压，一百多名学生被逮捕。列强无耻的举动，让矛盾进一步激化，成千上万的上海群众包围了租界的巡捕房，要求释放学生，英国巡捕向抗议群众开枪，造成十三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期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纷纷罢课以示抗议，但学校负责人是美国人，他并不想掺和到英租界与中国人的冲突当中，他下令让学生离开学校，并拆除了学生们为在抗议斗争中死难工人搭设的灵堂。

圣约翰大学校方此举让董健吾对学校心灰意冷，他带头降下了圣约翰大学内的美国国旗，在上面挥笔写下：永不回校。董健吾就这样跟他敬重的老师决裂了，被开除了学籍。离开学校后，董健吾成为了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

没过多久，董健吾的大学同学浦化人找到了他，邀请他一同到国民革命军郑州军部给冯玉祥当随军牧师。冯玉祥与夫人都是基督教徒，对董健吾非常赏识。冯玉祥给了董健吾秘书的职务，同时担任他妻子和孩子的英文教师。

在冯玉祥军中，董健吾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董健吾做事缜密、有勇有谋，又极有正义感，给刘伯坚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之后，两人便时不时地就当前国内局势闲聊几句，聊天过程中，董健吾表现出了对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的痛心，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刘伯坚觉得董健吾是个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残杀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各方军阀开始在各自的部队中“清理”共产党，而冯玉祥部队的清党名单中，董健吾也赫然在列。

冯玉祥对共产党没有那么大的敌意，相比于直接抓捕，他更倾向于“劝退”。因为同是基督教徒，冯玉祥对董健吾多了几分怜惜，他虽然不理解董健吾的“亲共”举动，但他仍然希望董健吾能平安离开。离别之际，冯玉祥私人赠予董健吾200元来表达他的不舍。

对于单方面被当做共产党这件事，董健吾心中难免有几分不平。他对浦化人抱怨说：“对方把我当共产党，却不晓得共产党还不要我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浦化人心中一动，表面上却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难不成你想加入共产党？”董健吾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只要共产党肯收我，我就愿意加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第二日傍晚，浦化人便带着董健吾去见了刘伯坚，以刘伯坚和浦化人为介绍人，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回到上海之后，董健吾继续在圣彼得教堂做牧师，后来陈赓亲自找到他，说服他加入了上海中共特科，负责情报和联络工作。

二、为国共合作穿针引线

193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汪精卫被刺一事让蒋介石不得不开始重新思索自己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攘外必先安内”的硬碰硬政策已经明显不合时宜，他需要另谋出路。为了得到西方国家和苏联的支持，蒋介石研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他觉得此刻正是与共产党合作的契机。

蒋介石想避人耳目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自己的郎舅宋子文。

宋子文是个坚定的反日派，得知蒋介石想找一个秘密使者到陕北苏区给共产党传信的想法后，他喜出望外，积极帮蒋介石想办法。可那时他也没有直接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方法，转而向宋庆龄求助。

宋庆龄知道宋子文的同学董健吾其实是中共特科的人，觉得这个任务人选非他莫属。董健吾知晓这个任务对国家和共产党的重要性，也欣然接受了。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董健吾，将密信交付。为了方便董健吾行事，宋庆龄请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委任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以确保他在途中不会受到内部别有用心之人的阻拦。

1936年1月，董健吾启程奔赴陕北苏区。在孔祥熙的安排下，他很顺利地抵达西安，但接下来的路程却让他犯了难。

当时正值寒冬时节，大雪封路，董健吾在西安辗转了一个月，也没能找到前往苏区的方法，心中焦急万分。可是时间不等人，他百般思索后，想到了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

董健吾以经济特派员的身份见到了张学良，董健吾开门见山直接提出想让张学良帮他去瓦窑堡，张学良当时虽然也正急于与中共高层取得联系，但表面上仍然露出愤怒的神情，恐吓董健吾：“你可知道这是要枪毙的！”董健吾的反应却出乎了他的意料，董健吾只是笑着回道：“难道说与日本人不共戴天的张副司令，竟然要杀一个为抗日奔走的人吗？”

张学良这才缓和了态度，得知董健吾是奉宋庆龄的嘱托而来，为的就是国共联合抗日一事后，便将董健吾引为知己。1936年2月21日，张学良亲自将董健吾送到机场，并托董健吾向中共转达他也想要联合抗日的意愿。

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前往延安，之后在骑兵的护送下，经过了6天的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共革命根据地瓦窑堡。

来到瓦窑堡后，董健吾受到了时任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的热情欢迎，遗憾的是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在，董健吾将蒋介石的密信和张学良意愿一并转达给博古。中共数位高层通过电话反复磋商，集中给出意见，表示愿意同南京当局就具体联合抗日细节进行谈判。

十天后，董健吾带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笔信，马不停蹄地乘张学良的飞机返回西安，几日后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董健吾向宋庆龄提起张学良想联合中共共同抗日的意愿，宋庆龄认为这是件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向董健吾推荐了一个人，便是刘鼎。

刘鼎经董健吾介绍去到张学良身边成为了中共联络员，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情谊，后来张学良正是通过刘鼎向中共提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意愿。

董健吾此行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可以说，国共合作能得以顺利进行，这份头等功劳中，就有董健吾的一份功劳。

三、抚养毛主席的三个儿子，送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留学

董健吾与张学良的交往本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却误打误撞地帮董健吾完成了送毛主席的两个儿子去苏联留学的任务。

在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英勇就义后，为了保护毛主席儿子们的安全，1931年春节后，中共将三个孩子转移到了上海，交由上海中共特科下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大同幼稚园的负责人，便是董健吾。

同年6月，毛岸龙不幸生病夭折。后来由于中共科特成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大同幼稚园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1932年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无家可归，董健吾便把他们接回了自己家中居住。

为了隐藏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董健吾将两个孩子送到前妻黄慧光家中代为照顾，党组织按月提供两兄弟的生活费，董健吾也会贴补一些。为了掩护毛岸英和毛岸青不被当局察觉，董健吾数次帮助黄家迁居。

随着上海滩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土崩瓦解，党组织的经费也断了。董健吾被取消了牧师的资格，全家没有了生活来源，靠着典当、扎纸花、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才有所好转。

1936年，董健吾到了陕北苏区以后，曾跟毛主席汇报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近况，临行前，博古悄悄向董健吾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只要有机会，就送两个孩子到苏联去读书。董健吾点头记下。

董健吾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在自己的府邸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张学良听说董健吾曾在上海做过古玩生意，兴致勃勃地让赵四小姐拿出珍藏请董健吾赏鉴。董健吾在古瓷方面颇有造诣，侃侃而谈，与张学良相谈甚欢。

张学良素爱收藏古玩，知音难求，恨不得与董健吾秉烛夜谈。他和赵四小姐偏爱明代瓷器，他曾收藏了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的青花瓷，遗憾的是被赵四小姐失手打碎了。说到此处张学良仍是满眼的心疼，董健吾暗自记下。

过后，董健吾联系了曾经有过生意往来的古玩商，托他找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yòu）彩瓷，古瓷质地细腻、画工精湛，是明代古瓷中的上品。

这本是老板的心头好，董健吾再三商榷，老板才肯割爱。买到这瓷器后，董健吾便将它送给赵四小姐，赵四小姐爱不释手。张学良非常高兴，定要重金酬谢，董健吾坚定地谢绝了。

张学良见董健吾如此，更是对他高看一眼，他对董健吾说，如果董健吾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他，他一定全力以赴。

董健吾想起周总理的嘱托，斟酌着开口道：“眼下正有一事相求，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朋友的儿子，这三个孩子都到了读书的年纪，现下时局混乱，如果有机会，想请将军送他们到苏联去。”张学良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

1936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期间，特地秘密地去了上海，联系董健吾到上海西郊外一家隐蔽的酒店中见面。

张学良这次是来履行承诺的，他告诉董健吾，他的部下李杜近期要前往法国，李杜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走，先到法国，再想办法送去苏联，留学的费用他已经交给李杜了，共计10万法郎。

说完，张学良就匆匆离开了。董健吾将此事告知中共中央，中共派杨承芳随行办理相关手续。

1936年年底，毛岸英和毛岸青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十多年后，毛岸英在写给董健吾的儿子董寿棋的信中仍对这段艰苦岁月中难得的恩情念念不忘。

四、护送斯诺去延安

1936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对于董健吾来说亦是如此。

1936年6月，董健吾再次接到宋庆龄安排的任务：送一位美国记者去陕北苏区。这位记者正是后来对中国共产党有诸多帮助的埃德加·斯诺。

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28年，他以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对中国的真实状况进行实地调查采访。

他采访过“9.18事变”后的东北，见证了中国百姓的深重苦难。他先后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中国进步人士，他们对斯诺的影响颇深。

对于斯诺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华夏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令他着迷，中华民族的伤痛让他心生同情，中华儿女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热爱国家、追求真理的精神更是让他无比敬佩，甚至感同身受。渐渐地，他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这个国家。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新闻舆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国民党的描述中，共产党青面獠牙，是十足的邪恶形象。但是宋庆龄和鲁迅等爱国人士明显又是倾向于共产党的。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真相好奇是本能，斯诺迫切地想要亲自到舆论视野之外的红区一探究竟。但是整个陕北苏区长期都在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之下，一个外国记者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到达陕北，难如登天。思来想去，斯诺决定请求宋庆龄的帮助。

宋庆龄通过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得知中共也正想找一名有影响力的西方记者如实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之后，宋庆龄着手安排斯诺西行事宜。董健吾无疑是护送斯诺前往苏区的最佳人选。

董健吾有过前往苏区的经验，又与张学良建立的深厚的友谊，让董健吾出面找张学良借他的飞机送斯诺去苏区是最好的方法。董健吾最初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张学良明显考虑得更加周全。他的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送另一个美国人前往中共的地盘难保不会泄露消息，所以张学良派出汽车接送，安排刘鼎亲自陪同。

行程很快安排妥当，但董健吾与斯诺并不相识，宋庆龄为两人的相认做了周密的安排。她取了一张名片，亲自在上面写下了一行惠特曼的诗句，盖上印章后一分为二，一半给了斯诺，另外一半交给董健吾。

董健吾依照宋庆龄的指示来到斯诺下榻的招待所，他先是浏览了旅客登记簿，然后直接去到斯诺的房间。他用英文与斯诺打招呼，然后用之前定好的暗号问：“是否认识一位在北平的夫人？”斯诺回答：“我们是好朋友。”接着两人拿出名片，拼接处严丝合缝，顺利接头。

董健吾为人落落大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又见识深远，对当前世界的局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一路上，斯诺被董健吾展现出的个人魅力所深深折服，两人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一见如故。

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回忆起护送他去陕北的“王牧师”时，发自内心地感慨：“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走一趟。”

斯诺在董健吾的护送下，穿过重重封锁来到了洛川。临别前，斯诺紧紧拥抱“王牧师”，依依惜别：“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却不知，这一别此生再也无缘相见。

斯诺此行对中共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当时外媒对中国清一色扭曲、妖魔化的报道中，《西行漫记》的面世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窗口，也为中国全国人民传递了关于红区和共产党的政策信息，意义深远，也极其重要。

董健吾送别斯诺回到上海后，因为一直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潘汉年去了香港，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时局复杂多变，他如一只离群的孤雁，饱受苦难。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心中的革命梦想和爱国热情，一直隐姓埋名竭尽全力维护共产党。直到1955年，董健吾受到“潘扬事件”牵连被关押，人们才知道他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

毛主席在得知斯诺口中的“王牧师”便是当年抚养了他三个儿子，为国共合作传信的信使后，感慨道：“此人真是党内一怪。”

1961年，在上海靠推拿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收到通知，说有一个人要见他。

董健吾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约定地点，等待他的是他多年未见的老领导、老战友陈赓！一时间，董健吾热泪盈眶。

董健吾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伟大和无私。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像董健吾一样的无名英雄，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注定了他们无法在阳光下接受掌声和鲜花，他们在信仰的力量下负重前行，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