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元稹的“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说的便是此事。元稹之语颇似文人惯用的夸张手法，但若将之与被贬江州对白居易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则显得毫不夸张。

一、江州经历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

《旧唐书》载：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寘彼周行。

这里主要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二是“甚伤名教”。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本人则这样说道：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文章”指的应是《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也就是说这些诗触犯了既得利益者，使得他们报复白居易。

白居易自任左拾遗以来，作诗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干预现实，也就是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被贬江州之初，白居易首次对自己的诗进行了分类整理，将之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和杂律四大类。

其中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讽喻诗，在写给元稹的信中，白居易即这样说道：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也就是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干预现实、直陈其弊的讽喻诗。同时，对于“思澹而辞迂”的闲适诗，白居易亦提出了较高评价，这说明此时白居易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

但是在江州期间及江州之后，我们却很难再看到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那样关注现实的讽喻诗。以江州期间的代表作《琵琶行》为例，它虽也反映歌姬命运的悲苦及自身因现实而生的抑郁，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一种人类共通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而在江州之后，白居易的创作亦未再体现强烈的讽喻性。

二、白居易的庐山草堂

白居易被贬江州身居闲职，于是在庐山边上建立了一个陶冶情操的草堂。在《草堂记》中，白居易对庐山草堂进行了细致描述：

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

此处可以“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这使得白居易“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也就是亲近自然最终达到物我两忘之感。不仅如此，白居易还为草堂及周边环境创作了多首诗。

如《池上竹下作》：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目觅亲知。如《草堂前新开一池》：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又如《小池二首》：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

不难看出，对于江州时期的白居易而言，这个草堂是极为重要的，它自成一方小小天地，使得白居易的内心得到慰藉，不至于因仕途不顺而过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