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吏员升迁制度是通过考核从吏员队伍中选拔文官的制度。吏员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由吏升转为官，为明代官员尤其是下级文官的选官来源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那么，明代吏员升迁制度对当时的社会，有何积极的影响呢？本文笔者就为大家详细阐述下。

明代吏员升迁制度规定吏员在每三年历役期满，经考试合格后方给由升转，其考试内容为刑名、行移、写字等吏员履职所应具备的基本技能，考试不中者或降参服役或被黜退。

虽然其考试的标准较低，考试内容也较为简单，但由于吏员的这种考核机制，有等第、黜落之法，通过考试筛选，会有相当一批不通文墨或无吏能之辈，相继被淘汰出吏员队伍，以使吏员素质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

除了常规的升转考试外，明政府还多次通过行政手段，裁汰品质卑劣、老疾不堪任职者来保障吏员群体的素质水平。

如宣德二年（1427年），吏部奏准记名放回官，“其不堪用与年老残疾阘茸鄙猥者，罢为民”，将“年老”一项纳入吏员的任职标准。三年，吏部尚书蹇义等人引奏，择退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赃私并不谙文移者二百余人，罢为民。

同年，蹇义等人奏言：“今内外官少有缺员，其冠带月支半俸，待次者日月既久，廪禄虚糜，今欲择其年五十以下，堪用者存留，年五十以上，人物鄙猥不谙文移者，俱罢为民”，在原有的对吏员人品、能力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具体的年龄限制，明确以五十岁为限，对超出年龄上限的不合格冠带吏员进行黜退，得到宣宗皇帝的批准。

宣德十年（1435年），河南按察司副使徐义曾上疏建议，各处吏典有年五十岁之上，老疾不堪任事者，宜放还为民，将年龄限制对象的范围扩大，从冠带吏员扩展到了见任吏员。

成化二年（1466年），户科给事中丘弘建言，对到部听拨吏典等人严加拣选，“其中果有年老残疾、人物鄙陋、不谙文移、写字粗拙者，官五十五岁以上照原职致仕，未及五十五岁者冠带闲住，监生照依诏书事例令其冠带闲住，其吏典发回原籍为民。成化二年八月初五日本部具题，奉圣旨是”。

该项规定与宣德三年相比，对吏员的年龄限制放宽了五岁，这是基于吏员出职困难的现实情况而做的调整。

五十岁的年龄限制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吏员从其入役到考满出职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很多吏员在冠带听选环节耗费了大量时光，尚未取得一官半职，又因年龄超限而被罢，显然不合情理。

此后又多次下令重申，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下令冠带吏员，“其寄名听取，中间有老疾者，听所在有司正官从公拣退为民”，再次强调对老疾冠带吏员的黜落之法。

虽然明政府裁汰老疾意在解决吏员冗滥问题，缓解其人多缺少的压力，但同时又在客观上提高了吏员的任职标准，不再局限于对吏能的单一要求，吏员的品质、年龄、身体素质等也纳入考量，从而保证了吏员的素质水平。

吏员作为官员的行政助手，作为各个政府机构的具体办事人员，与官员一起参与政府的行政运作。

清人梁章钜在《制义丛话》中曾对此论述道：“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柜，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使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却肯定了吏员作为官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位卑权重，官府的运转离不开吏员的客观事实。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明代官员任职实行地区回避和流官制度。

官员的地区回避制度，使得他们远离家乡赴任，往往造成语言不通，不谙当地风土民情，阻碍了官与民之间的直接联系。

流官制度，官员迁转不常，往往任期不到三年便迁调别处，这种速迁使得官员在政务接洽和处理上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不利于他们留心地方建设，而吏员任职却相对稳定，二者对比之下，吏员迁转制度的优势便凸显出来：

首先，吏员迁转制度规定吏员三、六年考满转补，遵循京吏在京迁转，外吏在外迁转的原则，如外吏三年历役期满后，一般在外升转一级衙门继续服役，六年二考满后赴京，吏员的任期较长，吏职相对稳定，这样能与流转无常的官员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有利于维护衙门的稳定，维持政府公务的继续性，保证政策的连续贯彻实施。

其次，官员一般深居简出，出入则沿途开道，民众避道致敬。

决狱问事之时，又高堂危坐，百姓仰望，这种等级界限不利于官民之间的良好沟通，且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使他们多语言不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不甚了解，进一步阻碍了二者间的有效交流。

而吏员任职一般采取就近原则，于本地服役，他们长于地方，熟悉乡里，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

最后，明廷又要求吏员各司其职，分房办事，不许随意挪移管事。

如《到任须知》规定“凡有司内，吏典各有所掌房分。如刑房专掌刑名，户房专掌钱粮。该吏承管日久，则知事首尾，容易发落。近有司多听从吏员计嘱，将所管房分时常迁调，以致所管事务不知首尾，多生情弊。今后各房，若有仍前那移管事者，吏处斩，官别议”，对各房吏员的迁调进行严格的限制，对违例者甚至处以死刑。

这种严格的任职管理规定，使得吏员长期从事某种事务，有利于增进吏员事务处理的专业性，同时由于吏员熟悉政务，又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

总之，上述诸多关于吏员升迁的制度规定，有助于促进政府机构有效运转，保证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明代实行三途并用的选官制度，形成了以科举为核心、学校为基础、吏员为补充的选官来源体系，吏员作为其中之一途，在明代文官铨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些吏员一般通过循年资考满升转，可以入仕为官。

吏员的仕途除洪武时期偶有例外，此后出职限制日益增多，尤其在进入明中期以后，吏员仕途日趋狭窄。

据王雪华对明代万历以前寿昌县62名吏员出职情况的统计，其出任未入流官的比例高达42%，八品至未入流的的佐杂官占86%，由此可见吏员出职多为集中在官僚集团的底层，担任品级较低的佐杂官。

成化时，大学士丘濬曾对该此用人政策总结道：“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筦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而进士出身者则“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

虽然明代儒吏两分，吏员仕途难以通显，一般只能充任下级官员，在明代选官来源体系中只处于补充地位，但终明一代，由吏员升转为官的途径得到制度的切实保障，直至明亡，为补充下层文官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崇尚“学而优则仕”，士位列四民之首，然而入仕为官，并非易事。

虽然科举制为天下士子们提供了公平应试的机会，甚至给予了每个良民都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希望，但最终能成功考中，金榜题名者仅占少数。

据郭培贵教授统计，成化至嘉靖年间全国的乡试平均中试率为3.88%，而其中只有接近24%的举人最终能够考中进士，考试不中则为常态。

另外，学习儒业，参加科举又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那些家贫没有条件去修习举业以及科举落地的人员，为了生计，其中一部分人便进入官府，以吏职为业。

但这些人营充吏员之后，并不意味着与做官无缘，虽然官吏异途，但明代吏员升迁制度仍然为吏员由吏转官保留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一般而言，吏员在服役期间没有大的过错，历役期满并经层层考试合格后，便可获得选官资格，遇缺即可选官，从而跻身官员行列。

这种制度规定为吏员摆脱吏员身份，成为官员提供了可能。

他们通过自身努力，便有望突破阶级限制，步入官僚阶层，这就为广大在役吏员提供了向上的动力。

同时，吏员升迁制度中对犯罪吏员的惩戒机制，又对他们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使得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安分守己，兢兢业业，以期考满为官。

明政府通过吏员升迁制度把吏员有序地安置于各级衙门之中，又通过考满升转给予他们入仕的希望，把他们团结在国家统治之下，起到了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