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年)春，李自成起义军在揭露明朝黑暗统治的一个檄文中指出：这时的社会状况是“利擅宗绅，阊左之脂膏殆尽”。深刻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极分化空前加深的客观现实。

当时，不仅起义军痛切地指斥这一社会弊病，连地主阶级中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也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大声疾呼地反映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采取相应的对策。

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曾在一个奏疏中写道：“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以相极之数，成相恶之刑，不均之甚也。”

这一时期，社会财富急剧地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特别是集中到皇亲国戚、勋贵、太监官僚、乡官等特权地主手中，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如西安的秦王，其“富甲天下”,“府库不下千百万”。

再如，明清之际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一书中记载说：“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巡按御史高名衡上疏”,弹劾乡宦“南阳曹某、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等，各畜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籍其家，足以供九边十年之饷”。

地主阶级手中巨量财富的集中，意味着农民阶级的极端贫困化，因为地主阶级聚集社会财富的唯一手段，就是血腥地向农民进行掠夺。明朝对后金(清)的战争及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就无法取得胜利。

最后终于导致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农民起义军攻下京城，明朝中央政权归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