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沛县泗水的亭长（亭长是管十里以内的小官）刘邦自称赤帝的儿子，也领导民众举起了反秦大旗。

大学士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后来见秦朝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为求自保，先后降过薛、楚，最后投在汉王刘邦手下做事。没读过几天书的刘邦非常讨厌叔孙通穿着读书人的衣服，于是叔孙通就改穿楚国制的短衣，刘邦这才高兴起来，后来将其封为稷嗣君。

刘邦灭亡秦朝，打败项羽，兼并天下后，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人共推刘邦为皇帝，于是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在当上皇帝之后，刘邦立刻宣布废除秦朝的各种仪式和法令，使其变得简便易行。在登基仪式举行的庆功宴上，大臣们喝着酒争论功劳，有的喝醉后还大呼小叫，甚至拔出剑来往柱子上砍。

刘邦非常讨厌这种事情。叔孙通把这种情况看在眼里，于是对刘邦说：“我们读书人虽然打仗没有很大作用，但是可以帮助陛下守住江山。我愿意召集鲁地（孔子的故乡）的读书人和我的弟子们前来，共同为您制定一套朝廷的礼法，相信这么做是很有用的。”

刘邦说：“它不会很难做到吧？”

叔孙通说：“古代五帝三王，礼制都有所不同。礼制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不同的时代和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可以把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综合起来，制定符合我朝的礼仪。”

皇帝就说：“你可以试着干，最好让它容易掌握，估摸着我能够做到。”

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了鲁地的30个读书人，并带领他们与皇帝左右有学问的人，连同叔孙通的弟子100多人在野外牵绳索、树茅草，将新近制定的礼法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上报皇帝。

刘邦看了看，让他们施行礼仪，说：“我能够做到这些礼仪。”于是，高祖便颁令让大臣们学习叔孙通制定的这套礼制。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原来秦离宫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长乐宫建成，之后为朝廷所在。

当年，诸侯和大臣们进行了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天亮之前，谒者主持典礼，指导所有人员按次序进入殿内，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侍卫官员，佩带兵器，竖立旗帜。

然后传令“快步走”。殿下廊中央夹阶而站，每阶上都有数百人。

功臣列侯、众将军和军官按次序排列在西，面向东；

文官从丞相以下排列在东，面向西。

大行设置九个卦相，从上向下传令。这时皇帝乘坐辇车出房，众官员举着旗帜传呼警戒，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级的官员按次序朝拜皇帝。

这些官员没有不震恐肃敬的。等到典礼完毕，又举行正式宴会。凡陪坐殿上的官员都俯伏着，低垂着头，按官位高低次序起立给皇上敬酒祝酒。酒过九巡，掌管宾客的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御史严格执行纪律，把个别不遵照仪式的人带走治罪。在整个朝会过程中和宴会上，没有人敢大笑大叫对皇上失礼的。

汉高祖激动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了做皇帝的尊贵。”皇帝拜叔孙通为太常，并赏赐五百金。叔孙通的弟子也都纷纷被赐官。

后来，叔孙通在皇帝的授权下，又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在用它们来整理朝纲，一时之间，朝廷上下，秩序井然。而后世的礼仪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得以定型并延续下来的。

通过制定汉代礼制，叔孙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为儒家最终被奉为正统思想铺平了道路。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礼是什么？现代意义的礼，即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更多地强调社交活动中的礼貌和相关活动的礼仪形式。但在古代，“礼”的含义和作用要宽泛得多。

简单地说，封建时代的“礼”是封建社会一切阶级行为的准则。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

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儒家所遵循的理想社会原则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无法统治了。

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秩序井然、江山稳固，是他们最乐意看见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都把“礼”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

朱元璋说：“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则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订立了礼仪，人们身份等级之间的差别和他们的名分就都确定了，这样国家不长治久安也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元璋首先详细规定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应当遵循的礼仪。他规定了各级官员之间、官绅之间、官民之间、绅民之间在各种情况下会面时应当遵从的各种礼仪细节，以及各阶层人士在饮食、服装、房屋样式、器用等方面的规格。

在服装方面，规定了各级官员的服装图案；规定了平民只准戴四方平定巾，穿杂色盘领衣，其帽珠只能用水晶、香木，而不能用金玉、玛瑙。

为了体现重农轻商的精神，规定了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不能穿绸和纱；如果农民家有人做生意，则这家人也不准穿绸、纱。

后来又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其他人则绝对不行。

在皇室礼仪方面，他则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为了皇室的安全，也为了不分心，他规定除了大典及意外情况，皇帝不得离开皇宫；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同样只能在城里享福，出城六十里即为非法。

另外，他还规定了皇帝上朝下朝、日常起居的几乎所有细节方面的礼仪。很明显，朱元璋想要他的子民和子孙们按部就班地生活，整个国家也如一台机器一样不出意外地运转，以赢得朱家天下的万世相传。不论其效果如何，就认识到礼仪对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性而言，这个和尚出身、自学成才的皇帝成为了最极端的“儒生”。

就这样，礼成了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儒家的思想和观念也由此深入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组织，成为人人遵奉的信条。如此一来，整个中国都儒学化了，儒家也因此获得了最广大的支持和最久远的拥戴。

儒家之所以常盛不衰，多赖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