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贞观，大唐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所用年号。

李世民登基，天下初定，等着他的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内忧外患的重重考验。太宗登基之时，大唐建国才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贞观政要》）

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只有二百万户。隋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多达九百万户，隋炀帝征辽东时带的军队都能达到一百一十多万。经过隋末动乱，唐初人口还不及隋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人们连活命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手工业、商业、文化、科技了。说是百业皆废也不为过。

当时，从洛阳到山东，行人必须自备干粮，“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贞观政要》）

一路上有钱也买不到食物，更不用想住店打尖了。人口严重缺乏，经济遭受重创，很多起义的农民还没有放下武器，也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同时，北边的突厥，常常袭扰边境。玄武门之变发生时，突厥颉利可汗就曾率大军打到距长安城不过四十里的渭水之北，威逼大唐都城，令朝野震惊。内忧外患，摆在太宗君臣面前，如何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是太宗即位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太宗君臣经过了数次讨论、总结、实践。

太宗继位之初，就和群臣讨论如何治理国家，以确定治国路线。

他对群臣说：“天下刚经过大乱，社会恐怕不能很快安定下来。”

秘书监魏徵说：“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贞观政要》）

魏徵指出大乱之后，人心向往安定，行王道，施仁政，社会很快就会安 定。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与魏徵看法不同。他认为，尧舜以来，人心越来越坏，治理天下很困难，所以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现在天下刚刚平定，要使用高压统治，让天下服从，很多朝臣和封德彝意见相同。

魏徵对封德彝的意见予以反驳，他指出，如果人心日坏，那当今天下应该都是鬼魅，哪还会有人。治理天下的关键是朝廷，而非百姓。

魏徵主张行王道，封德彝主张行霸道，太宗对魏徵的意见深表赞同，他决定行王道，以德化民。

后来有一次，贞观君臣讨论如何“止盗”，持“霸道”治国理念的大臣主张用重法治理。

太宗笑着说：“百姓之所以要去做强盗，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才无暇顾及礼义廉耻。朕去掉奢侈的用度，节省开支，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不会去做强盗，又何须使用重法？”太宗君臣确实是按这一方针去执行的。

太宗对管理机构进行精简，朝廷从两千人精简至六百多人，地方上对州县进行合并，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减少地方官员的人数。

太宗还对宗室进行降封，郡王等级降为县公，级别降低，待遇自然也降低。通过以上措施，减少了俸禄等方面的支出，从而减轻百姓负担。

太宗本人和长孙皇后都以节俭闻名。贞观年间曾多次释放宫女，宫中工作人员减少，一方面节约了皇室开支，另一方面宫女外放也利于人口繁衍。不仅皇帝、皇后节俭，大臣也都很节俭，很多大臣家甚至可以用贫困来形容。

中书令岑文本所住的地方非常小。“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旧唐书·岑文本传》）

民部尚书戴胄去世时，因家中没有堂屋，无处设置灵堂。太宗让有司现盖了一座庙，为戴胄举行告别仪式。“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旧唐书·戴胄传》）工部尚书李大亮去世时，想找一块玉做口含都找不到（古代死者入殓时，要给死者在口中含一块珠玉）。家中没有玉，李大亮家人只好在棺中放了五斛米、三十端布。

魏徵去世时，太宗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并给他“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待遇，魏徵的妻子裴氏以“徵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为由拒绝了过高的待遇，只用布车装载灵柩送丧。朝廷中皇帝、大臣都勤俭节约，朝廷节俭就能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皇帝、大臣带头过能省就省的日子，对社会风气是一种引导。以勤俭自持的人，不会因一己私欲盘剥百姓。

太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皇太子冠礼恰逢春耕，冠礼要调动府兵做仪仗队，府兵平时为农，有事征召为兵，如果在春耕调用府兵，做仪仗队的这些农民便无法种地。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下令把太子冠礼改在十月举行。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而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贞观年间国家推行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把百姓的利益作为朝廷处理各项事务的出发点，这种“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治国思想，在家天下的君主制度下，弥足珍贵。

结果正如太宗和魏徵所料，贞观初年，虽然天下频繁灾荒，但朝廷主动组织百姓东西就食（到有粮食吃的地方去），百姓没有怨言，非常配合政府的救灾行动。经过治理与恢复，贞观四年（630年），全国粮食大丰收，流散的百姓回归乡里，米的价格降到三四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安定。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当时的治安状况非常好。同样是贞观四年（630年），天下被判死刑的仅二十九人。这得益于当时的法制建设。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开皇律》《武德律》基础上，根据省刑、慎刑、用法宽简的原则，修订成《贞观律》。

贞观五年（631年），太宗又下令对死刑的执行实行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即凡是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京畿地区要上奏五次，地方上奏三次。还规定对依法当死，但其情可悯的情况，要上报朝廷。这些规定说明当时对死刑的使用非常审慎，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思想对于马上得天下，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的皇帝来说，实在难得。这种制度与现在的“死刑复核”制度非常类似，说明在我国古代，法治思想已经非常先进。

贞观十一年（637年），《贞观律》已去除一半以上的死刑，重刑改为轻刑的不可胜数。

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政要》谈到贞观年间的治理成果时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图圆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除了律法，当时还特别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二十四史中《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皆成书于观年间。以善速闻名的魏徵受命负责史书的撰修工作。

人们谈起贞观之治，必会提到唐太宗虚心纳谏，魏徵直言进谏。这种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是有制度保障的。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要求“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减少中央决策失误。因为太宗克己纳谏，不仅是魏徵，贞观时期大臣大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戴胄做大理少卿时，多次犯颜守法直谏，太宗皆能听从。“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史书中关于太宗虚心纳谏的记录非常多。最出名的是一个关于魏徵进谏的故事。

贞观年间，魏徵提意见有二百多次，大部分意见唐太宗都虚心接纳。但是意见提多了，也会遇到皇帝不想接受意见的时候，一次朝会魏徵又提意见，太宗拂袖离去，回到后宫对皇后说：“会当杀此田舍翁！”

长孙皇后听后，换上朝服，对太宗说：“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所以魏徵才敢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太宗听后怒气渐消。

长孙皇后，史称千古第一贤后，母仪天下，稳定后宫，多次提醒太宗不要重用外戚，在很多关键的大事上，她都能给皇帝提出重要参考意见。

不仅大臣进谏，贤后会劝谏，连后妃都曾上疏谏事。

唐太宗后宫充容徐惠曾上《谏太宗息兵罢役疏》，劝谏太宗罢兵高句丽，停修土木，与民生息。上疏结尾，徐惠说：“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旧唐书·后妃传》）

这篇奏疏的结尾，说出了当时魏徵等大臣做事的出发点，以朝廷的利益为出发点，也就是以国家基业为出发点，不断检省自身，不断地去纠偏、调 整。贞观三年（629年），太宗派李靖、李世勣出击东突厥，次年二月击破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贞观四年（630年）三月，西北各族酋长请立唐太宗为“天可汗”，这代表唐取代了突厥对西北各族的统治，唐太宗不再只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他还是西北各族的酋长。

东突厥被灭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太上皇李渊听说颉利可汗被擒，感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太上皇李渊在凌烟阁设宴，并亲自弹奏琵琶，太宗在琵琶声中翩翩起舞，君臣欢饮，入夜方归。

东突厥灭亡后，回纥汗国南迁，归附唐朝，唐太宗任命回纥首领为瀚海都督府都督。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和亲，唐吐建立了亲密的政治关系，之后两百年吐蕃新赞普即位，必请唐天子“册命”。太宗，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广任贤良，从谏如流，有雅量，有气度；群臣，居安思危，不惜自身，直言敢谏，有理想，有追求；

后宫，虽在幕后，仍以国家利益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有水准，有节 制；百姓，勤劳勇敢，淳朴可爱，渴望安定，热爱国家，有付出，有收获。明君、贤臣、贤后、贤妃、百姓，上下内外，一体同心，共同开创了政治清明、人民安居、经济迅速恢复的“贞观之治”。

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二十三年的贞观时期，成为后来历代帝王学习的典范，是历代臣民所向往的时代，及至今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以人为鉴”“以人为本”的思想，仍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这一时期人们所表现出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令人赞叹不已。

太宗及以后几代唐朝皇帝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天下共主，是国家取得崇高国际地位的体现。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在东亚各国多有流传，贞观之治不仅影响整个唐朝，对周边多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唐朝走向了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璀璨辉煌、社会各方面无不繁荣的色彩斑斓的盛世。

流年不利

贞观十七年（643年），发生了很多事。

二月十一日，股肱重臣魏徵与世长辞，时年六十四岁，太宗辍朝五日，以示哀思。太宗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

在魏徵的葬礼上，大唐的天子失声痛哭。送殡当天，太宗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又亲自刻书碑文，陪葬昭陵，极尽哀荣。昭陵是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合葬墓，魏徵的墓是昭陵陪葬墓中距离昭陵陵山最近的陪葬墓。

太宗皇帝感叹：“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命群臣把魏徵的遗言写在手笏之上。

那些年屈突通、杜如晦、张公谨、刘政会、柴绍、虞世南、秦叔宝、李孝恭、段志玄相继病逝。

现在魏徵也走了，明天会不会又有人离开？面对逝去的生命，谁会不伤感呢？

即使是曾经征战沙场杀人无数的天策上将。

即使是曾在宫廷斗争中，杀伐决断，亲自射杀手足的帝王。

无限惆怅的皇帝收到了一封密报，开国功臣张亮秘密举报另一位开国功臣侯君集谋反，太宗感到自己似乎苍老了很多，他实在不希望这消息是真的。但是他是理智的君主，太宗派人秘密调查此事，没有发现侯君集谋反的证据，听到回报的李世民松了一口气。

追忆起和这些股肱之臣金戈铁马的峰嶸岁月，唐太宗决定做一件事来纪念这些功臣。唐太宗命阎立本在太极宫三清殿旁的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

凌烟阁的功臣画像画好了，太宗的心情稍有好转，没想到又一个坏消息传来，齐王李祐谋反。

这真是一个多事的春天。

齐王李祐，李世民第五子，庶出，母亲阴氏是前隋朝左翊卫大将军阴世师之女。李渊起兵时，阴世师和当时的京兆内史共同在长安辅佐杨侑，闻听李渊在太原起兵于是刨了李渊一家的祖坟，毁坏李氏五庙，李渊入主长安后，处死了阴世师，阴李两家是世仇。

李世民没有因为这层关系薄待这个孩子，早早让他外出历练，出任封疆大吏。李祐武德八年（625年）封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628年）封燕王，授豳州都督。贞观十年（636年）改封齐王，授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都督。太宗还给李祐选了严厉正直的权万纪出任齐王府长史。

然而有些孩子的成长方向总是背离父母教育的初衷，李祐没有成长为一个可以镇守一方的李唐宗室或者是可以安守富贵的太平王子，反而长成了一个整日飞鹰走狗、结交奸邪的纨绔子弟。

李祐的舅舅阴弘智是个阴谋家，他自己仕途不得意，就想着鼓动齐王谋夺皇位，自己好靠外戚身份平步青云。他劝李祐招募壮士保自己安全，还举荐了自己的两个舅子燕弘亮、燕弘信，李祐觉得这两个人是武功盖世的大侠，对他们非常信任，让他们暗中招募死士。

非常听舅舅话的李祐，面对权万纪这位极端严厉的老师，却变成个最不听话的“学生”。权万纪只好经常给家长太宗皇帝汇报李祐的种种劣迹。权万纪没收了齐王的“游戏装备”飞鹰走狗，不让“玩伴”智君暮、梁猛彪和他见面。

一天晚上，权万纪家中被投掷了几块石头，权万纪怕被谋杀，果断逮捕智君、梁猛彪二人，上疏弹劾齐王及其党羽。

李世民派刑部尚书刘德威到齐州调查，一查发现确有其事。李世民大怒，下令召齐王李祐和长史权万纪共同回京。

权万纪知道齐王的秉性，和齐王一起走自己必然性命难保。所以权万纪先行一步，独自回京。齐王果然在恐惧和怨恨的驱使下命人追杀权万纪。权万纪被杀后，齐王一不做二不休，又杀了齐王府典军韦文振。

这下再没人管着他了，李祐开始了作死的疯狂，给属下封了一堆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拓东王、拓西王之类的官。开府库赏赐众人，驱赶百姓入城为兵，准备与朝廷分庭抗礼。

唐太宗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府兵讨伐李祐。又亲书手诏谴责齐王李祐。手诏中称权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责备李祐“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汝生为国贼，死为逆鬼”，“往是吾子，今为国仇”。

写完手诏，太宗潸然泪下。泪水中包含了太多的情绪，除了对儿子李祐的痛心疾首，可能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李渊。在父亲心中，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齐王叛乱很快就平定了，甚至都没等到李世勣的大兵赶过来。一个名叫杜行敏的兵曹纠集了一千多不想跟着齐王送死的官兵和百姓，杜行敏突然在齐州城内发动兵变，将居住在府外的齐王党羽尽皆砍杀，而后攻入齐王府，把齐王和燕弘亮兄弟包围在内堂。

死到临头的齐王在最后的关头还提了一个条件，要保他的亲信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不死。结果，燕弘亮被抠掉了眼珠子，其他党羽被打断了腿之后又被杀掉，齐王被押送京城。

齐王的谋反，就像一场闹剧般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

已经是贞观十七年（643年）了，天下太平这么多年，百姓好好地过着日子，军士也可以安心地上班生活，谁会愿意跟着你造反呢？现在不是隋末的大业年间，那时不造反就没有活路，现在是造反才会死。

被囚禁在内侍省的李祐，还天真地以为可以保住一命。当“贬为庶人，赐其自尽”的圣旨传来时，李祐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过自己所做的一切。接着，燕弘亮、燕弘信兄弟、阴弘智等四十四人被处死。

平叛有功的杜行敏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追赠权万纪齐州都督、武都郡公，谥号为敬，韦文振亦有追封。

齐王李祐的谋反被平息了，但是他引出了一个更让太宗皇帝伤心的案子，另一个谋反大案。

李祐在长安的余党纥干承基为了保命，转作“污点证人”，告太子李承乾谋反。

贞观十七年（643年），对大唐王朝来说真的是流年不利。

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共育有三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李承乾，武德二年（619年），因生于太极宫承乾殿取名承乾，尚在襁褓之中就被封为恒山王，后徙封中山王，李世民登基后，册立年仅八岁的李承乾为太子。对这聪明仁孝、颇识大体的嫡长子唐太宗寄予厚望，先后择选了陆德明、孔颖达、于志宁、杜正伦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悉心培养，十几位老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

身有足疾、不良于行的李承乾小时候尊师重道。每当八十多岁的李纲来给他讲课时，他总是出门迎接，又把老师扶到座位上坐下，恭敬地行礼之后才坐下听课。贞观初期，李承乾的表现都可圈可点，整体来说算得上一位合格的储君。

太上皇李渊去世时，太宗服丧，命太子监国，国事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令太宗深感欣慰。以当时李承乾的表现来看，至少可以当个合格的守成之主。转折可能是出在长孙皇后去世这一年。贞观十年（636年），一代贤后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悲痛欲绝，在宫内筑楼眺望长孙皇后陵寝。李承乾就是在这一年开始行事越来越荒唐。

李承乾的外语学得很好，会讲突厥话，喜欢模仿突厥的风俗习惯。人嘛，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堂堂帝国太子在东宫之中正正经经地搞起了角色扮演就不那么正常了。

李承乾穿突厥衣服，住突厥帐篷，学突厥人烤羊肉，用佩刀割羊肉吃，选了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做侍从，又让突厥人帮他训练军队，在宫内搞些“击刺流血”的“军事演习”，严重时竟然搞出了人命。

上位者的喜好，居然是以普通人的性命为代价，这样的人如果成为一国之君，不知道国家的百姓会面临怎样的磨难。

折腾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李承乾又突发奇想地躺在地上扮演死掉的可汗，让身边的人模仿突厥风俗给他办丧事，只听到东宫之中哭声一片，配合演戏的侍从们按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血流满面以示哀悼。

刀没割在李承乾自己脸上，所以也不疼。这样的沉浸式观影，让李承乾很满意，他从地上起来说：“等我继承大统，就带着骑兵去给突厥的阿史那思摩（突厥降将）当将军。”

东宫辅臣为太子这种荒诞不经的言行忧虑万分，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等对太子苦苦规劝，李承乾不仅听不进去，甚至骂张玄素：“庶子患风狂耶？”（《贞观政要》）

张玄素的职务是右庶子，这话是骂张玄素是疯了。

骂完张玄素，怀恨在心的李承乾又派出刺客刺杀于志宁、张玄素。

两个武夫奉命去执行这次没什么充分理由的刺杀行动，二人到了于志宁府中，看到了一个刚刚失去母亲，却为了辅佐太子放弃回家守丧尽孝的老人。这位老人为了太子殚精竭虑，忧思不已，如此深夜，身穿素服的老人还未入睡。两个刺客感到实在无法动手，回去向太子回复说于府戒备森严无法下手。这两个人一个叫张师政，另一个叫纥干承基。纥干承基正是因齐王李祐案被捕，供出来太子悖逆行径的那个人。

暗杀于志宁的计划暂时搁置，去刺杀张玄素的刺客险些成功。

一天，张玄素起早去上班，才走到东宫门口，突然出现一名黑衣人，拦住他的去路，黑衣人举起一种名为“大马棰”的铁鞭对着张玄素的脑袋砸下来，老张躲避及时，头偏过去一些，但还是被砸得头破血流，好在正是大臣们赶着上朝的时间，老张被及时救下。

两次刺杀都没成功，李承乾还没放弃，大臣杀不成，那就杀皇子。刺杀的手段不变，标靶换成了他的弟弟魏王李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