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五（1680年5月3日），北京巡视北京南城监察御史蒋鸣龙向朝廷上奏了一件事儿。下面，我们就以现代语言对蒋鸣龙的奏章进行一番介绍。

清朝乃至之前的明朝、元朝、宋朝等，都允许进行人口买卖。正常的人口买卖需要付出成本、有相关手续和程序。人口贩卖（强卖）则是一种暴力，只要你有权利、你的胳膊粗就不需要付出多大成本，这无疑是一种犯罪，更少不了再这其中的暴力问题。

山东德州——北京一犯罪团伙，以给工作为名强卖人口

本月初三（四月初三，5月1日），因北京及其周边发生自然灾害，我蒋鸣龙负责乐王庙粥厂赈济灾民。就在这时，忽然有山东淄川、利津等县的百姓前来喊冤。他们叫仇衡、刘耀闾。

二人一边投上状纸一边苦苦哀嚎，样子非常急迫。大老爷救救我们全家吧的声音让人听了非常令人心酸，二人喊冤之声显得非常急促。

据他们说：因为灾荒他们携一家老小在外逃荒度日，可巧遇到两位贵人：一个叫巴天容，一个叫巴世忠，二人看我们很可怜，便对我们说：我雇你们去种田，当时说的是雇并非卖给他们。

哪知，他们二人把我们哄骗到了北京后，立刻就变了模样。他们私下写了卖身契，说我们两家男男女女23口人都是用钱买的，还把我们禁锢在陈三家。他们想等新的买家把我们再卖掉。

蒋鸣龙一听心中非常吃惊，卖身为奴这件事情很正常，但必须有文书契约呀，必须要自卖人自己愿意呀，必须要有真金白银付出呀。像这样不给钱、私自伪造文书、强行霸占为奴的行为也太过分了，明显就是贩卖人口嘛！

蒋鸣龙想问个明白，便继续追问详情。仇衡便说：我是山东淄川人，带着妻子张氏、大儿喜子、小儿吉子，前往济南的亲戚家投靠，正好遇着巴天容也就是巴二。

他说，你跟我走吧，我有一个屯子让你耕种，投什么亲呀，都是穷亲戚，救得了急救不了穷。我一听也在理，便和他一起到了德州。

我们在陈三的主人——噶家住了几天。几天之后，他告诉我说，我把你给卖了。我一听就急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呀。为此，陈三强行押着我前往北京。

我们四口都用绳子拴着，我趁机逃了出来前来告状。据我所知，现在德州还有七八十口子人会被陆续押到北京，交给陈三转卖。巴家兄弟还在德州骗人。

蒋鸣龙又问：你状子上提到过张起黄，他现在何处？

仇衡说：他们和我的妻儿一共二十人都管呀再陈三家中。有八九个大汉在看管着。

蒋鸣龙又问刘耀闾，刘耀闾回答说：

我是山东济南利津县人，妻子王氏。儿子三个，有一个儿媳刘氏。闺女两个，长女琼姐12岁，贤姐8岁。全家一共8口人。二月份，在武定的客店里遇到了巴世忠，也就是巴大。

他说，我给你找些营生，跟我走吧。刘耀闾便和他一起于29日来到了德州。一个月后，他说我把你卖了。但是，卖就要有钱呀，我从来没看到过银子。

贩卖中的暴力

三月十七日到了北京后，大女儿琼姐因为穿耳朵眼儿的事情被他们鞭打死了。他们对我们非打即骂，对我们非常狠。因为还要把我们卖掉，经常有人来看。今天早晨，我大儿子就被送走了，他们说要去送到周边的亲戚家。

随后，蒋鸣龙便派人拘传了陈三，据他供称：他是镶黄旗噶齐哈的家人，叫牙住，没当下人前叫陈三。噶齐哈在德州管着镶黄旗一旗人。其后，陈三又把责任都推给了巴家兄弟。同时，为了不落一个拐卖人口的罪责。他只说，卖人的文书是有的，只有仇衡、牛玉果没有。

蒋鸣龙最终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并上奏康熙说，他们竟然敢在北京拘禁他人，而且还如此虐待杀人。可以想见，在德州的七八十人过得是什么日子。

案例解说：康熙年间的人口贩卖（人口贩卖是强掠，与正常的买卖奴婢不同）

其实，通过上述案例，需要理解当时的人口问题。那时的山东灾荒较多，许多家庭卖子卖女，孩子仅仅是数百文而已。顺治十五年（1658年）规定：无论官民，只要购买奴仆就需要把各类相关文契交到州县衙门用印存照。否则无效。

这条规定从原理上说，无疑使得相关的人口贩卖的危害降到了最低。但实际效果却不行，因为，在康熙朝，因为满族统一天下不久，常以胜利者自居。

为此，对待旗人比较纵容。满、汉同罪不同责现象非常普遍。像上述案子那样虽然规模大、影响范围广，但最终对于幕后总后台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严厉地惩罚。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蒋鸣龙被调为山西道御史，他就上奏说，过去没有规定如何惩罚各类旗人主管官员，我建议：以后凡是旗人犯罪，本佐领、骁骑校知而不报，革职；失察，罚俸。小拨什库知而不报，枷刑；失察，鞭打五十。

旗下的家人犯罪，主人知而不报分是老百姓还是官员。前者枷刑、后者革职；如果是失察的话，前者鞭打五十，后者罚俸。

在拐卖人口中，许多官员都是参与其中，例如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707年5月25日）发生的苏州官差人口贩卖案，经过五个月的调查才将遍及江苏、安徽、北京的官员查证。涉及到了陈州知州、广善库郎中、苏州督粮同知、假冒御前侍卫等多人。

可以说，在康熙朝，人口贩卖受到了上到皇帝下到官员的认可乃至偏袒，人口市场和与此相关的利益团体牵涉的人员众多。也可以说，这是所谓“康熙盛世”下的一个真实写照吧。讲评历史需要客观但更需要深入其中。本案例讲的是康熙朝，但是，确实延续到清亡的老大难问题。

在“康乾盛世”的“乾隆盛世”下，同样发生过一起比此案人口虽少，但却非常残忍的案件。也即将能卖出的人口卖出后，将未能卖出的人口杀害抢夺财物，之后的一道程序，咱们就不详述了。

面对如此大案、惨案，清廷的处罚仍然不强。对于清朝此类案件的弱处理，可以得到两项启示：

其一：人口贩卖在我国历史悠久，何以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就是两级差距问题，不能弥补人群之间、地域之间的差别。其次法度过轻，有人会说全都死刑也杜绝不了，确实，这句话没错儿，但毕竟会震慑一部分人。

其二：各级官吏重视程度不够。像清朝与其他朝代不同，首先离我们比较近；其次其政权垮台基本是和平的，各级政府的档案、文书等保存较为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从康熙到宣统，仅有不足百起案例。足见其不可能代表真实现象。

一方面是，被强卖人时间久了认命了；

一方面正如我所说的那个案例，官员也加入其中；

一方面是官员根本没有重视，因为奴婢本来就属于“贱民”，在他们看来，正常的百姓事务我都管不完，一个奴婢管他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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