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魏征传》记了一段唐太宗的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后世把焦点都放到名臣魏征身上。但唐太宗为何特别提到“以铜为镜“呢？这又与中国铜镜发展史有关。铜镜在中国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一直延续至清代，而在初唐达到巅峰。

在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有使用铜镜梳妆的情景。

中国传统铜镜一般为无柄、有钮的款制，其使用方式与西方的有柄铜镜有所不同。中国铜镜的使用，大体有两种方式︰1.在钮上系以绶带，用手持带；2.将铜镜放置在金属、木质等材质的支架上。相传为东晋时期顾恺之所绘图的《女史箴图》中，就有当时人们使用铜镜梳妆的情景，集中表现了中国古代铜镜最主要的两种使用方式。

在漫长身的历史岁月中，铜镜纹饰的风格、内涵发生了多次变化。朝代的更迭、时局的变迁、社会风气与思想的转变，深深地影响着铜镜纹饰。铜镜纹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从对自然、神灵的敬畏，逐渐转向对世人生活的关注。

图为战国“四兽纹铜镜”。主纹是四个怪兽，地纹由细密繁缛的羽状纹构成。

战国铜镜的纹饰，呈现出一种繁缛复杂，神秘诡谲的风格，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战国铜镜有两类主纹最为常见。一类是动物纹，如龙纹、凤纹和一些未知名的怪兽，面目狰狞、身躯蟠绕，是现实中动物被神化的体现；一类是几何纹，如三字纹、菱形纹等，可能是先民对自然界的抽象认知。除主纹外，战国铜镜还有云雷纹、羽状纹等地纹，其细密繁复的排列方式，更加烘托出了主纹的神秘气息。

图为汉“尚方博局纹镜”。镜背中央圆纽，四周饰以规矩、乳钉、四灵、仙人等图象，并一圈吉祥文。

汉朝建立后，社会思想为之一变。随着时局的推移，人们的心态、信仰等精神世界也随之转变，这种转变也透射在铜镜的纹饰之上。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安定、生活富足，铜镜纹饰充满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末年，社会多有动荡，为摆脱现实苦难，人们或信奉阴阳五行、谶纬等学说，或信仰佛教、原始道教等宗教，各种神人神兽是此时铜镜纹饰的主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各地的铸镜业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铜镜质量明显下降。

唐代铜镜铸造精美，纹饰常带域外文化色彩，图中“海兽葡萄纹镜”正是重要代表

隋代与唐初的铜镜，犹有汉晋余韵，纹饰规整、构图对称，但也流露出新的时代气息，多用辞藻华美的六朝骈文作为镜铭，难怪唐太宗会对铜镜爱不释手，甚至“挂在嘴边”，成为千古名言！

盛唐以来，社会的富足、文明的交流，思想的开放等盛世气象，让人们的精神世界从神鬼的桎梏中转向世俗生活的美好，受此影响的铜镜纹饰，形式自由豪放、格调清新活泼，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至中晚唐，随着时局的再一次动荡与唐王朝的衰落，铜镜纹饰趋于简单、粗拙，失去了盛唐铜镜富丽堂皇之风。

宋代铜镜受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影响。图为“李太公府”双凤纹铜镜。

宋代及以后的铜镜，更加趋向于实用化，装饰意味不再浓厚，民俗化、商业化的特征日渐明显。随着晚唐五代以来乱局的结束，宋代商业贸易逐渐繁盛，社会生活异常活跃，艺术形式百花齐放，铜镜纹饰更多取自于现实生活题材，越于亲切、真实、并富有人文气息。另外，宋代为避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将“镜”字改为“照”或“鉴”，故铜镜多称“照子”或“铜鉴”。

到了明清，铜镜纹饰更多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愿景。随着西洋玻璃镜的传入，中国传统铜镜数量剧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在苏州元末张士诚父母合葬墓出土的“元代银镜架”（苏州博物馆藏）

在设计风格方面，战国铜镜流行“主纹+地纹”的风格。地纹看上去细密繁缛，却是由多个纹饰相同的独立单元拼接而成，有些铜镜上可以见到纹饰单元之间的拼接繨。这种制作方式，应该是源于同时期青铜器纹饰的制作。

汉代铜镜没有了地纹，纹饰布局规整。据研究，汉镜纹饰体现了机械制图的思想，是由规矩（即圆规、矩尺）等工具实现的等分布局。唐代以前，铜镜纹饰均为中心对称与轴对称的构图模式，直至唐代盘龙纹镜的出现，才不再拘泥于纹饰的对称构图。宋金之后的铜镜纹饰，如人物故事纹则受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