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3位创始党员中，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出席了开国大典，其他人呢？
有谁会想到，在百年前的1921年仅有13位党员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到如今的2024年，已经成为拥有9804.1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二大党！
有谁会想到，在百年前的1921年诞生在军阀混战、西方列强压榨的环境里的中国共产党会成为神州大地的中流砥柱，引领炎黄子孙迈向康庄大道！
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初13位创始党员对中国革命的信念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追求。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
出席这次一大会议的党代表共有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位党员，分别是：
上海党小组的李汉俊、李达；北京党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党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党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党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党小组的陈公博；留日归国的党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
因此，这13名中共党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
按理说，作为创始党员，他们的革命意志最坚定、对党的贡献最大才是。然而，过了28年后，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中，13位创始党员中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共同欢庆新中国的成立。
那么另外11名创始党员都在干吗呢？
其实，剩下的创始党员之所以没有出席开国大典，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党员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或工作劳累病逝，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党员在革命初期丧失了革命信念公开叛国投敌当汉奸。
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叛国投敌当汉奸的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
陈公博和周佛海是中共创始党代表中最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公然卖国求荣。尤其是陈公博，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没有开完全程会议的代表，当时党的第一阶段会议由于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陈公博就被吓跑了，回到了广州。
从此，陈公博公开脱党，扬言不受党纪约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革命信念相当脆弱，以至于陈公博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叛变投敌当汉奸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接任南京伪政府主席，成为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号大汉奸，于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周佛海也是一样，在建党的第三年就主动脱离了共产党叛变到国民党行列，没多久日本打响侵华战争，周佛海见风起舵，追随汪精卫降日，成为第三号大汉奸。于1948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死亡。
第二类是叛变脱党投敌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李汉俊
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李汉俊四人都与国民党有关系，其中张国焘曾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头人，地位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上，但在红军抵达陕北后公然叛变投奔国民党阵营，最终客死异乡。
李汉俊和包惠僧则是主动脱离中共，加入到国民党组织；刘仁静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被党组织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的。
这四人在叛变或脱党后，在国民党那边并未得到重用，更谈不上实现自己的抱负。
第三类是不满党内政策主动脱党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李达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的宣传主任，由于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加之和陈独秀的意见不合，使得李达逐渐迷失方向，觉得自己无法实现理想抱负，就主动脱党。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加入国民党，李达仍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并且在脱党后先后到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广西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致力于马列理论研究，避开了外界的政治、军事纷争，只当一个教书匠，最终成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鉴于李达既不是民主党派，也不是我党的杰出人士，没有被邀请列席开国大典盛会是必然的。
第四类是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
山东两位创党代表，王尽美积劳成疾去世，邓恩铭则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罢工运动时被叛徒告密而牺牲，没有见证他所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成立。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还有何叔衡，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了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没想到在1935年2月的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陈潭秋与何叔衡一样也是留在苏区工作，只是陈潭秋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了新疆，被“新疆王”盛世才折磨杀害。
第五类是为中国革命事业积劳成疾而病逝的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
作为山东地区仅有的两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一度成为山东省委书记，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东奔西走，积极展开工人运动，在山东大力发展党组织，最终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在青岛病逝，成为中共创始人中最早去世的党代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成立初期，确实有部分同志出现了革命信念动摇的情形，在建党后的十年时间里，也是我党领导革命事业的起步阶段，异常艰难。就先后有陈公博、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共6位创党代表脱党或被开除党籍，这已经占了我党创始党代表人数的一半左右。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每一步的发展和成功都来之不易。尤其是毛主席从建党到遵义会议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党内的地位甚至没有周总理高，在红军队伍的领导权时而被剥夺、时而又恢复，但毛主席从来不为这些身外的事务所烦恼，他考虑的是如何带领新生的队伍开展好革命运动，如何能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毛主席和董必武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动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走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