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少贫无籍”的普通官生和珅被挑选充当乾隆皇帝轿旁的小侍从。和珅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深得乾隆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就在和珅颐指气使、权势熏天，满朝文武大臣明哲保身者噤若寒蝉，攀龙附凤者竞相奔走其门之际，有几位刚正不阿之士，不畏权势，直面与和珅进行了一次次势不均力不敌的较量。谱写出乾隆朝中后期一曲曲正气之歌。

和珅

抗辞执奏之臣曹锡宝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江南上海人。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粮道、国子监司业、陕西道监察御史等。曹锡宝多年任职京师，对飞扬跋扈、贪赃枉法的和珅极为痛恨。然而，曹锡宝深知，凭着自己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是无法撼动拉大旗作虎皮的和珅的。于是，他决定从和珅奴仆、管家刘全身上打开缺口。刘全为和珅家世仆，因长期服役和家，深得和珅信赖，后来成为和家大管家，为和珅掌管税收、当铺等。刘全恃和珅之势，招摇撞骗，营私受贿，积聚起大量财富，以至“衣服、车马、居室皆踰制”。曹锡宝抓住刘全的这些问题，写就了奏折，准备对其进行弹劾。他在将奏折递上去之前，先将此事征询于任侍郎的同乡吴省钦。被曹锡宝视为知己的吴省钦曾当过和珅的老师，但后来，在他考进士时，只因和珅任殿试读卷官，吴省钦意恬不知耻地反过来认和珅为师，并死心塌地为和珅效劳。因此，当他得知曹锡宝将弹劾刘全时，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正在热河行在陪伴乾隆的和珅。

和珅得此消息，大惊，立即把刘全召到热河，令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踰制的地方，亦令其立即藏匿起来。这样，当曹锡宝弹劾刘全之疏到了乾隆手中，乾隆以此诘问和珅时，和珅有恃无恐，坦然表示：虽然平时自己对下面的人戒约严厉，但也难免他们日久生事，请皇上严察重惩。乾隆遂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详加询问，又令步军统领遣员随同曹锡宝到刘全家察视。结果，曹锡宝弹劾之疏中提及的大部分问题已查无实据。其实，乾隆根本就不准备惩治刘全。在乾隆看来，“和珅家人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聚蓄亦属事理之常。”至于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人情之常”。其服用居室，稍有润饰，“亦若事理所有”。乾隆不仅无意惩办刘全，甚至无端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的动机是挟私报复，“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乾隆竭力为刘全开脱，实质是为了保全和珅。因为乾隆早已看出，曹锡宝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因此乾隆在得知没有查出证据后，立即把曹锡宝召到热河行在，气势汹汹地对其严辞斥责。曹锡宝在遭到乾隆痛斥后，虽然不得不违心地自承冒昧，但在上疏中仍进行了有力地抗辩。声明“我见和坤家人全儿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又伏读圣谕。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珅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曹锡宝不屈服的态度再次激怒了乾隆，他以折中“杜渐防微”一词不得当为由,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对曹锡宝覆询。最后,乾隆竟以曹铬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讦为正言陈奏”的罪名,将其革职留任。遭此打击之后，曹锡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郁郁而终。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死后，有志于除旧布新的嘉庆皇帝在亲政后，决定为曹锡宝平反昭雪。嘉庆在上谕中，对曹锡宝大加褒扬,称赞“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20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并令追赠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

直言忠谏之臣尹壮图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不久，授礼部主事，寻迁郎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再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在和珅权势熏天的时候，对由其一手经理、乾隆非常重视的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在乾隆朝后期，和珅的主要作为之一，是替乾隆大肆敛财。和珅替乾隆建立了一套专门用以敛财的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等等，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官员，不断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个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数额动辄以数万、数十万计算。这笔数目庞大的款项，绝大部分缴进了内务府银库。和珅通过监督实行议罪银，在大饱私囊的同时，也为乾隆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因此，更得乾隆之宠。然而，议罪银的实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一点，连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也看得很清楚。朝鲜使臣在给其国王的汇报中指出：“和珅权势隆盛，货贿公行，庶官皆有定价。……罚银充内务府，充公用。和珅伎俩称以富国强兵，专尚损下益上。”议罪银实行以来的种种恶果，人所共见，只因和珅的专擅跋扈，乾隆的刚愎自用，长期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上疏乾隆，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实行议罪银的严重危害：“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结果使“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玩易之念。”尹壮图据此请求乾隆“永停此例”。

乾隆对尹壮图的直言忠谏大为反感。他在为此颁发的上谕中，言不由衷地对尹壮图之奏表示赞赏之后，便为实行议罪银的宗旨进行辩护，称“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并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要尹壮图拿出因实行议罪银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据来：“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耿直性成的尹壮图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再次上疏乾隆，不仅坚持前疏中的观点，还对当时官吏贪污问题作了更深刻大胆地揭露。尹壮图指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并请求乾隆“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常常以圣世之主自诩的乾隆，看了尹壮图的再次上疏,对尹壮图立即由反感转为了愤恨。乾隆在上疏中怒气冲冲地逼问尹壮图的这些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复奏”。乾隆的怒气溢于上谕的字里行间，使得尹壮图不得不稍作退让,”自承措辞过当,请治罪”。骄横不可一世的乾隆不肯就此罢手，命户部侍郎庆成偕同尹壮图赴山西查劾各级仓库。庆成、尹壮图一行遵命从大同府库开始查起,又查了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空。尹壮图自知查不出结果,上疏乾隆“请还京治罪”。乾隆不答应，又命庆成继续偕同尹壮图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查验。结果，所查诸府县仓库。同样“皆无亏”。因为,在尹壮图出京查劾前和尹壮图早已令被查之地做好了准备。各地经过一番腾挪,已在账簿上大做了手脚,尹壮图怎能查出亏空?再加上偕同尹壮图查验的庆成,系和珅私人，在和珅的授意下,“庆成所至,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尹壮图因查无结果非常懊恼,只得踏上归程。乾隆则得意洋洋地对他大加讽刺挖苦。尹壮图还在途中,乾隆即追不及待地寄谕与他，连连追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又令庆成传旨，非要尹壮图“指实二、三人,毋更含糊支饰”。直逼得尹壮图“自承虚诳，奏请治罪”。尹壮图回到京城,立即被下刑部治罪。刑部比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其坐斩决。乾隆于股掌之上将尹壮图耍弄够了之后，又换成一副虚怀若谷的圣君模样，令“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乾隆不杀尹壮图，实际是要留下尹壮图作一个反面教员,让其他官员“以谤为规”。

尹壮图故居

尹壮图侥幸留得一条活命，但对仕途政事已心灰意冷。不久以母老乞归，退出了乾隆时期的政治舞台。打着“咸与维新”旗号开始亲政的嘉庆，深知像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在他准备大力整饬内政时，是应该加以重用的。因此，嘉庆亲政后，立即令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尹壮图不准备重返政坛，以“母老乞归”。嘉庆没有因此问罪于尹壮图，反而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尹壮图给事中衔，并赐其奏事折匣，“命得上章言事”。嘉庆的这些举动，才消释了尹壮图的疑虑，终于应召至京。

清廉持正之臣钱沣

钱沣，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皆亏缺。乾隆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一起到山东查办此案。

山东巡抚国泰系和珅私党，和珅千方百计要保护国泰过关。钱沣不买和珅的帐，发誓要把国泰贪污案查个水落石出。

钱沣请求先行起程。他乔装打扮，决计微服私访。行至良乡，在居所发现一个仆役模样的人。询问之后，得知此人系受和珅差遣前往山东给国泰通风报信的。钱沣不露声色，任其前行。事有凑巧，钱沣在前往山东的途中，又碰上了这个完成了和珅使命正匆匆回京的仆役。钱沣立即亮出自己的御史身份，对这个仆役严加盘查。搜其身，得国泰给和珅的一封私信，信中“俱言借款填库备查事，中多隐语”。钱沣抓住罪证，立即上奏。同时，钱沣信心倍增，昼夜兼程驰赴山东。

钱沣书法

来到山东，首先对历城县库的帑银加以查验，钱沣发现库银和规定的帑银规格不一致。帑银以50两为一铤，而市银却没有一定之规。原来是国泰在得到使者将至的消息后，从商家挪借市银填充了县库。钱沣“按问得其状”，使人放出风声说：库银为从商家所挪借，各商家速来县库领回，如不领回，则封库入官。那些被借的商家听到风声，赶忙到县库领回了自己被挪借的银两，县库为之一空。历城县库亏空的事实终于被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

钱沣决定乘胜追击，他在左都御史刘墉支持下，不顾和珅的重重阻挠，又相继查验了山东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结果“皆亏缺如沣言”。山东各州县仓库，共亏帑银200多万两。这时，和珅也救不了国泰的命了。盛怒中的乾隆决定将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

乾隆末年，和珅以乾隆年老昏愦,愈益专横无忌惮。当时，和珅与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董诰、福长安同为军机大臣。和珅竟于朝中自立私寓，不与其他军机大臣共处一室。钱沣愤而再劾和珅。钱沣指出：“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所私弊，诸大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揽权之渐。”钱沣请乾隆命和珅“拆毁其寓，遇事公同办理，无得私自处判”。钱沣的建议得到乾隆的赞赏，乾隆还命钱沣入军机处稽察。

钱沣对国泰贪赃案的揭发和查验，以及对和珅朝内自立私寓的纠劾，使和珅对钱沣恨之入骨。只因乾隆对钱沣的庇护，才使和珅不敢明目张胆地加害于钱沣。和珅无法从根本上撼动钱沣，只得时时对钱沣施点小阴谋，“凡遇劳苦之事多委之”。钱沣清廉持正，两袖清风，家贫，“衣裘薄，霄兴晡散，遂得疾”，乾隆六十年(1795年)就去世了。

刚正不阿之臣王杰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成进士。在被引见时，“风度凝然”，乾隆大为赞赏。不久，即令值南书房：屡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后来，又相继被授为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第二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王杰在清廷中枢机构任职十多年，凡涉及朝廷大政方针的事，总能不避嫌疑，仗义执言。

乾隆中后期，和珅权势逐步显赫，遇事专擅跋扈，举朝之人敢怒不敢言。王杰却不畏和珅权势，“遇不可，辄力争”。和珅对他又恨又怕，不断寻机对王杰实施构陷倾轧的阴谋诡计。只因乾隆对王杰“知之深”，才使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

王杰当时与和珅同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得不同处一室议政。但每天议政完毕后，王杰总是默然独坐，耻于与和珅接谈，而和珅却千方百计寻机接近王杰。一天，和珅故作亲热，拉着王杰的手，开玩笑说：“你的手怎么这样柔软啊?”王杰反感至极，立即抽回自己的手，正色回答：“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闻言，满面飞赤，恨恨而退。为此，和珅如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嘉庆元年(1796年)，王杰终以足疾被免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及诸部事务，遂了和珅的心愿。

嘉庆亲政后，王杰被擢为首辅。直至嘉庆七年(1802年)王杰方获准退休回籍。临行之际，嘉庆赐其乾隆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诗中有“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这是王杰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