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铁骨谏臣，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中国古代历史，便会发现它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死守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另一类则是那些为了博取名声而言辞激烈、沽名钓誉之人。真正能够与铁骨谏臣这个称号匹配的政治家，屈指可数。为什么会这样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家的所有行为和决策，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办实事。在他们看来，只要不触碰原则底线，最终能够实现目标，才是他们追求的价值。而那些所谓的死谏，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打动君主，反而有时会起到与其初衷相悖的效果。以海瑞为例，他虽然敢于直言，毫不畏惧与嘉靖皇帝对抗，但他究竟做成了多少实事？他所说的话，有多少得到了实际执行？答案是，没有。 换句话说，虽然谏臣看似十分激烈，且他们的言辞里充满了正义和真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往往事与愿违。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谏臣并不是越多越好。反而如果这个群体过于庞大，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皇帝要么昏庸，要么无道。否则，为什么需要臣子们用这种极端方式来提醒你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呢？

因此，清朝谏臣数量较少，实际上和皇帝个人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三代，都是实干型的领导者。他们在位期间，不仅开疆拓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清朝的版图最终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在内政方面，他们十分重视化解社会矛盾，避免满汉冲突，保持官府的常态化秩序，减少了频繁的政策变动；而最重要的是，三代皇帝多次实行普免钱粮政策，这是前朝历史上几乎从未见过的做法。即使是明朝的大臣劝谏皇帝，要么劝其关心民众，要么建议对外展现强硬姿态，而清朝的皇帝都做到了。这一切表明，既然已经如此，何必再有谏臣呢？ 更重要的是，清朝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皇权的巅峰发展，其标志之一便是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得大臣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权力结构下，除了核心的决策者，大部分官员的职能逐渐转向执行，决策权逐步集中。这种变化，其实在明朝已经有了端倪。内阁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辅助皇帝决策，然而由于明朝皇帝的软弱，内阁权力时有波动——当皇帝懒政时，内阁便有了更多权力，而当皇帝愿意亲自管事时，内阁则立即失去了存在感。相比之下，清朝的皇帝大多勤政，因此并没有给大臣太多越权的机会。 尽管清朝的谏臣确实不如明朝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缺少敢于直言的忠臣。比如顺治朝的季开生，他虽然是个江南汉人，但在朝为官后，毫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有所妥协，积极向皇帝谏言。顺治十一年，季开生曾提出，全国频频发生的地震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证明国家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并列举了顺治朝的十大弊政。顺治皇帝听后，十分高兴，几乎全盘采纳了他的建议。可惜好景不长，季开生因敢于批评皇帝派内臣去江南采购一事，被流放至东北，最终死于严寒之地。 除了季开生，还有康熙朝的于成龙、乾隆朝的孙嘉淦等人，都是宁愿冒死也要向皇帝提出忠言的典型。这些人虽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他们却为清朝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很多人对清朝的了解只停留在扬州三日嘉定三屠这些片段，对清朝入关后如何快速实现对内地的有效统治，以及如何通过灵活的制度安排将外蒙、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有效管理知之甚少。因此，许多人对于清朝的认知偏见重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对其的刻板印象。 从数量上看，清朝的谏臣确实不及明朝众多；但从质量上讲，清朝的谏臣无疑是要优于明朝的那些名不副实的铁骨谏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