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延续两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紫禁城的大门缓缓关闭，一个尖锐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个庞大帝国留下的巨额债务，将何去何从？

据史料记载，截至清政府倒台前，其公开外债总额已达惊人的白银七亿两以上。这些债务包括甲午战争后对日赔款转化的外债、庚子赔款、为修建铁路而借的款项以及为维持统治而举借的各类政治贷款。其中仅“庚子赔款”一项，本息合计就高达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两白银。

这些沉重的债务并没有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而消失。相反，它们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锁住了新生的中华民国。

国际承认的代价

1913年，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区内，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进行。民国政府代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就“善后大借款”展开拉锯战。这不仅仅是新借款的谈判，更是列强确认民国政府是否继承清政府债务的关键时刻。

最终，袁世凯政府以盐税、关税作为抵押，获得了2500万英镑的贷款。而背后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想要获得国际承认和财政支持，就必须承诺偿还前朝债务。民国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在给各国政府的照会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承认偿还此前一切外债及其利息。”

这一承诺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在《告各友邦书》中声明：“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这一表态虽为争取国际承认的权宜之计，却为债务继承定下基调。

债务的转移与重组

债务继承的过程远比一纸声明复杂。民国初年，财政部特设“清理外债处”，专门核查、整理前清债务。档案显示，当时确认的确实债务约为银元十亿三千万元，其中外债占七成以上。

列强对债务偿还极为关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报中直言：“确保中国继续偿还债务，关系到我国在华利益乃至整个远东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列强牢牢控制了中国两大税收来源——海关和盐务。海关总税务司始终由英国人担任，关税收入优先用于偿还外债本息，剩余部分才交给中国政府。

这种安排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898年，《英德续借款合同》就规定海关税收作为担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更是直接派出代表组成“海关联合委员会”，确保关税不被挪作他用。民国建立后，这一安排被延续并制度化。

铁路借款的处理尤为棘手。清政府为修建京汉、津浦、沪宁等铁路向外国银行借款，并以铁路收入和路产作为抵押。民国成立后，这些铁路的管理权与债务紧密相连。比如京汉铁路，直到借款还清前，其财务和运营都受到比利时和法国银行团的监督。

华盛顿会议：债务问题的转折点

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外交家顾维钧带领下，首次在国际场合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外债问题。顾维钧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中国人民正背负着不公正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多源自被迫签订的条约。”

会议最终通过的《九国公约》中，列强表面承诺尊重中国主权，但在具体债务问题上进展有限。不过，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就债务问题重新谈判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中，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俄国所得部分，并建议以此款项建立教育基金。这一举动虽有其政治动机，却客观上推动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对华债务。

艰难的减免之路

整个192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寻求债务减免或重组。1924年，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正式放弃庚子赔款俄国部分。此后，中国陆续与多国就赔款问题进行谈判。

美国率先在1908年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设立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及资助中国学生留美。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剩余赔款全部退还。英、法、荷、比等国相继效仿，将部分赔款退还，但多数附加条件，要求用于指定用途，如教育文化事业或购买该国产品。

然而，这些退还的赔款仅占外债总额的一小部分。更多债务则通过重组方式延续。比如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原本计划在1960年还清，实际还款过程几经波折，持续数十年。

抗战与债务的终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债务问题进入新阶段。中国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主要税源被日军控制。1939年，国民政府宣布暂停支付大部分外债本息，仅保留少数有担保的债务继续支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成为同盟国。1942年，美国和英国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1943年正式签订新约。这些行动虽然没有直接废除所有债务，但在道义上削弱了债务的合法性基础。

战争期间，中国获得了盟国大量援助，这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旧有债务的压力。特别是抗战后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旧债务问题逐渐被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所取代。

未竟的清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由此产生的债务。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表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然而，历史债务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在香港回归谈判中，部分历史遗留的债券问题仍被提及；一些国际场合，偶尔还能听到关于历史债务的零星讨论。

纵观这段历史，清政府留下的外债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艰难处境。这些债务的继承、重组与减免过程，既是财政金融问题，更是主权与外交的博弈。它们没有被“免除”，而是通过复杂的国际谈判、时局变迁和国家实力的消长，逐渐溶解在历史长河中。

从被迫继承到艰难谈判，从暂停支付到最后清算，这一过程持续了近四十年。它见证了一个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阵痛，也记录了国际秩序从殖民体系向主权平等演变的曲折。债务数字背后，是国家命运的起伏，是民族抗争的历程，也是世界格局变迁的缩影。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国家主权与金融自主是何等重要，而国际交往中平等互惠的原则又是多么珍贵。历史的债务或许已经结算，但它留给后人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