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来，人类热衷于收藏和积累美好、有趣、迷人、稀有的物品，这既是个人喜好，也是权力和财富的彰显方式。从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墓室随葬到王室珍藏，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各大博物馆，作为一处供人交流、研究和展览的场所，博物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形成今天的面貌。法国著名历史学者克日什托夫·波米安历时近30年撰写的鸿篇巨制《博物馆，一部世界史》（全三卷）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全面梳理博物馆的起源和发展，被誉为“一项雄心勃勃、史无前例的学术壮举”和“一座璀璨的知识丰碑”。

《从珍宝库到博物馆》为首卷，已于2026年1月由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该卷以遥远的过去开篇，一直讲到“博物馆”机构的创立。 我们节选了其中的部分引言，以飨读者。

《博物馆，一部世界史》

引 言

博物馆是个奇特的地方。但如今我们对博物馆已经没有了这种奇特感。对出生于现代文明的我们而言，博物馆的存在理所当然。我们忘了世界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知道博物馆的存在。而且，即便在我们国家（编者注：作者为法国人），博物馆也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事物。除了历史学家，我们中的其他人恐怕很难理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也很难体会建立一座博物馆需要在精神思潮、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技术手段方面经历何种程度的博弈。

博物馆的奇特之处在于其二元性：毫无用处却又不可或缺。毫无用处，因为它无助于满足口腹之需，并非没它不可；不可或缺，因为现代社会的构成不能没有博物馆。如果现代社会失去博物馆，意味着这个社会死期将近，并会因此产生反抗，乃至暴乱。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维护我们的博物馆和其他古迹，甚至以命相保呢？为什么我们要花费金钱维持运转并充实它们呢？答案很多，而且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变化。人们在博物馆能够感受到自己属于文明世界。人们强调博物馆在艺术和科学层面的助益作用。人们坚信博物馆具有教育功能。如今，人们会更多地谈及博物馆对游客的吸引力及其产生的间接经济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答案。更进一步讲，它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认识到博物馆的重要性之后对这一既有产物展开了由果及因的推论，但没有抓住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何用言简意赅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名为“博物馆”的神秘机构的特征呢？可行的方法有很多种。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选取博物馆独具特色的一种现象——“收藏”——作为切入点。

天然或人造器物脱离日常使用、受到特殊保护并被置于专供欣赏的封闭空间，便形成了一般性收藏。收藏与文化拥有共同的外延，见诸所有人类（智人）社会，因为二者能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建立不可见之物与可见之物的交流，它是这种交流的体现、手段和产物。不可见之物——所有既真实又在感官上无法触及的东西，无论是当下的、近在眼前的，还是永恒的、无处不在的——都只是某种信仰的产物。而构想和建构不可见之物的方法因时空而异，方法的不同也导致信仰分成几大不同的种类。人们认为不可见之物在母体中或在地表下；在生命体中或至少在部分生命体中；在遥远的过去；在被认为无法进入的领土；在高山之巅、修院深处、星辰之上的彼世；在作为语言动物的人类的内心世界；在多少有些遥远的未来；在可见的被分成多层的世界。

人们对不可见之物的态度似乎是一种对多元身份的集中表达，这就需要人们解决不同模式共存的难题。为了达到共存，人们通常会在不同模式间构建一种等级联系或传递联系，并可以同时构建这两种联系。对此，我们不做过多探讨，只需明确收藏与为实现社会凝聚所采用的信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收藏与社会对不可见之物的定义以及围绕这种不可见之物所产生的交流密切相关。因此，收藏的内容、收藏的方式、保存的方式、分类和展示的方式、陈列的场所、藏品所有者的实力和责任，这一切都会因信仰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收藏进行辨析：圣器，只少量出现于宗教仪式和定期举办的典礼上，以及采集渔猎部落和早期定居部落里；珍宝库，与封建神权王朝伴生并贯穿其发展历史；个人收藏，是个人品位或喜好的表达，个人是它们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他们和这些藏品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感情或知识联系①。

博物馆代表了其中一类收藏。它出现于个人收藏之后，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就很难想象博物馆的出现，博物馆的定义也是与个人收藏相对而言的。如果要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博物馆今日的特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面向无尽未来的公共世俗收藏。公共一词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些藏品不属于某个人或某群人，只是在现行法律中需要特定的法人履行相关责任；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经常去参观它们。世俗是因为它们不再参与任何宗教崇拜活动，尽管同其他类型的收藏一样，它们也与当下的社会信仰密切相关，受到社会信仰的保护，并与之共同处于变革之中。而因为它们的所有者是法人——一个超脱自然的概念，负责日常管理的自然人只是藏品的保管者，以后要将它们交给继任者，所以博物馆收藏可以面向未来无尽延伸。

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希腊和罗马神庙的收藏同样具有公共性，受托于超脱自然的神职人员，但与我们博物馆的收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面向的是彼世。为了让面向未来的收藏成为可能，信仰也需要经历变化，从12世纪左右的天主教开始，到14世纪渐趋深入，经历了18至20世纪的蜕变，由彼世转向现世，由永恒转向时代，由过去转向未来，由千年转向亿万年，总之，是由宗教转向意识形态②。博物馆诞生于这种转变开始之时，并随着世俗化的进程而变化。只有依靠博物馆才能强制掌握公共收藏的人将藏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传承下去。但是，单单如此还不够，这种强制无法自动适用于向参观者展示藏品的环节，而缺了这一环节就无法构成完整的收藏。无数现实问题摆在博物馆负责人面前，必须逐个解决，要在两项要求之间寻找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③。

*

对宗教而言，彼世与现世是两个非此即彼的本体论概念，但在宗教转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却是动态的、相对的：今日的未来也是明日的现在，目之所及以外的事物也可以通过一段旅程、一些观察工具、一项对个体或集体的研究来了解，至于过去之物，则可以通过它留下的遗迹来认识。今日无法认知的事物可能在明日认知，我们只需完善已有的工具或发明新的工具。因此，需要一种能够与各种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号召方式，时而心照不宣，时而开宗明义，尽量拓展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边界，破解明显不可逾越的障碍和根深蒂固的禁忌——无论它们是好是坏。那些被认为是源于不可见世界的物件因而有了新的身份。它们失去了彼世赋予的奇妙或神圣的光环，其趣味和价值源于内在的特征和揭示的内容，而只有懂得如何观察它们的人才能认识其独特之处。因此，新形式的收藏并不像珍宝库那样以汇聚彼世的荣光为目的，而是要展示人和自然的成就：艺术品、矿物、植物、动物、过去的遗迹，以及来自远方的物件。这些新收藏形式的出现耗费了一些时间，并伴生多种融合现象，拉近了奇珍异宝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

最初，这些新的收藏形式反映在个人和他们出于强烈的情感而积累的藏品上：他们喜欢藏品的年代感、稀缺性、美感，还喜欢因了解它们的价值而拯救其免于损毁时产生的自豪感。换句话说，它们也是个人收藏的一些变种。于是，出于对藏品的热爱，个人会将收藏作为自己创作的补充物，或是自己本应创作却未能完成的作品的替代物。因此，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让自己的藏品被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和看见，以便它们在自己死后仍能久存于世，并在后人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个人收藏都隐隐地指向未来。崇信天主教的文人群体受到古罗马先例的感召，将面向未来的个人收藏转化为激烈的竞争和对荣耀的不懈追求。

同时，在收藏家施加的压力之下，这些藏品往往成了城市或共和国政府、家族和教会的财产，超越了个人生命的期限，能够一直延续到时间的尽头。收藏从个人的变成公共的，因为它属于一个被认为是自创世以来便长久存在的群体，正如谚语中所说的“尊严不死”。公共收藏比个人收藏更有规律地向参观者开放，因为藏品本身更多地被人提及，而不只是为了颂扬收藏藏品的机构。最终，这些无关基督教神圣性的器物，甚至明显源于异教的器物，不应放在教堂，而要置于一处公共的世俗空间。这种因属于公共实体而面向无尽未来、展陈于世俗空间并对公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少数群体）开放的收藏，后来得名“博物馆”。它最初出现在意大利，而后在被宗教改革撕裂的拉丁天主教世界普及开来，还越过各大洋影响了世界各地。

博物馆虽不是基督教圣所，但能在展示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器物时以自己的方式将它们神圣化，因为博物馆让它们退出使用，脱离时代，让它们可以长存于世，博物馆运用不同手段弱化这些器物的宗教崇拜作用，而让它们本身受到尊重。因此，博物馆不只是记忆场所。它们是适合未来中心主义社会的崇拜场所，通过不断地再造和更新“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来保持凝聚力。就如同宗教崇拜一样，从最普世性的东西到最地方性的东西，全都可以纳入博物馆，成为崇拜的对象。

因此，博物馆的一端是包括美术和应用美术④在内的艺术博物馆、科学技术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和人种学博物馆，它们展示的内容都是为了赞颂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由此观之，它们都是人类的博物馆！人类是世界的创造者和协调者。位于同一端的还有自然物产博物馆——展示矿石、植物标本、动物标本，以及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自然公园，总之，全是生物的博物馆。它们展示和赞颂的是比人类更高效的自然创造力，由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以为人类的力量可以战胜自然，但后来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幻想，所以导致我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对博物馆的信仰进行大幅修正。

另一端则是所有以赞颂某种集体为目标的博物馆，这些集体根据其他方面的特征又可分为：国家、地区、城市、村庄、宗教团体、专业团体或贵族团体。它们中有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城市博物馆、企业博物馆和机构博物馆，如邮局、医院、大学、铁路机构的博物馆，还有博物馆化的工业或农业遗址，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各自代表的集体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之处，强调其特点和个性。

介于两端之间的还有一类用于纪念我们称之为“人物”的个人博物馆：政治家、军事家、民族斗士⑤、学者、艺术家、作家、影星、歌手、发明家、慈善家和运动员，其中少数人享誉全球，另一些只在本国知名，还有一些只是地方名人。但它们都展示了人类能够自我超越和达到的各方面能力，这些人的遗物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穿越历史的存在，保留着他们的生命印记和性格特点，当世人观览这些遗物时，关于这些人物的记忆会被唤醒，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人们的认知也会被模糊。

20世纪下半叶，一些被压迫的悲惨受暴者也进入了博物馆：专制统治、独裁、大屠杀、大饥荒的受害者，殖民地独立运动中被镇压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屠杀的人，还有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轰滥炸及其他针对平民的屠杀活动的人。为纪念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为纪念华沙、考文垂、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和德累斯顿等几乎被战争夷为平地的城市而建立的博物馆；由集中营和灭绝营改造而成的博物馆；连同全部居民一并被摧毁的村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利迪策）；大屠杀的发生地 …… 所有这一切直观地构建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同理心，即便没有记录下像著名人物那么多的信息，也至少可以让历史记住每一名受害者的面容、姓名和他曾经历的苦难。这些博物馆铭记并谴责了人类创造力的另一面，一个违背任何规则、寻求各种手段制造苦难并戕害同胞的阴暗面。

博物馆身处可见与不可见之物的交流中，需要依靠集体信仰决定如何展示不可见之物。集体信仰是社会特征和构成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社会中，集体信仰何其多样。宗教形成于彼世与现世的对立中，它们一直存在，甚至在伊斯兰势力的推动下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意识形态与宗教不同，它形成于“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对立中，一直十分活跃。博物馆从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汲取灵感，我们在每个机构的背后总能找到一种意识形态。博物馆不只展示藏品。在展品选择、排布、场馆建筑及起名等方面，意识形态都起着主导作用。“西方世界”的古代基督教文明博物馆都自诩为此前所有人类社会及同时代人类社会的继承人和后继者，即所有生物和非生命体的负责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地球命运的负责人。

表面上看，博物馆展陈和推崇的对象只是过往事物。其实，它面向的是未来。事实上，博物馆的职能是确保知识和经验能够传递下去，即使是那些残酷或痛楚的记忆，也能从祖先那里传承后世。未来中心主义社会往往会在很多方面产生断层，有时甚至是鸿沟——表现为政治、工业、艺术、科学和风俗上的巨变，博物馆这一机构的作用就是保证事物的延续，为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人们保存世界昨天的样貌。具有这种保存功能的还不止博物馆。在家族和小团体内部传承的传统、国家设立的节日和纪念日、教堂及其举办的礼拜仪式、教育机构、公共档案馆、图书馆、多媒体资料馆、受保护的古迹和遗址、街道名称及镶嵌在建筑立面上的纪念铭牌同样具有保存功能。但在所有文化遗产机构中，博物馆拥有特殊地位。

博物馆不只收藏某一类特定物件，不像档案馆只保存行政机构或名人的文档，也不像图书馆只收藏手稿、印刷品和电子书。博物馆接纳一切适合保存的自然造物，包括植物园、动物园和水族馆中的活体物种，同时接纳一切人类造物，从最珍贵的到最卑微的，我们已知的地球上各个社会群体的相关内容均有纳入，时间跨越远古的过去直到我们眼前的当下。博物馆将这些物件的原始面貌，或者说，我们接手那一刻的面貌，原封不动地保存给我们的后代和后代的后代，这就需要对它们提前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研究，并通过持续的保护使它们免受环境侵蚀和人为破坏。其中一部分被展示出来，这是保管员认为最值得关注、最具教育意义、最迷人且最壮观的一部分藏品。而这也导致面向未来的严格保护与面向当下的展示利用之间一直存在难以兼容的问题，围绕该问题的各项折中方案也一直颇具争议性。

在遥远的古代，节日与宗教仪式、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已经存在。它们的历史以千年计算。博物馆则相对晚近，其历史只有约5个半世纪。博物馆诞生于动荡的时代，尽管此前已有伏笔，但直到15世纪和更晚的18世纪才深入发展，同时影响了集体信仰的重构及从思想艺术产品到物质产品生产的全部活动。博物馆经历了从崇古社会到未来中心主义社会的转变，它的普及正是这种转变最好的体现。博物馆的历史也集中体现了反映时代动荡的全部趋势：在意识形态面前，宗教失去了作为集体信仰的统治地位，也失去了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和其他领域管理者的身份；空间上、精神上、认知上和技术上的边界被僭越；农业的中心地位被工业和服务业占据，农村让位于城市；货币和字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科学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权重；工具设备不断推陈出新；被神权和神话赋予合法地位的旧式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侵蚀；从前作为道德约束的禁令被废除，并被新的禁令取代。这就是为什么博物馆史不仅仅是博物馆本身的历史：它也是社会的历史，是社会变迁让博物馆的出现成为可能；还是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历史，是他们的意愿和能力让博物馆成为现实并变得不可或缺。

*

博物馆既是一扇橱窗也是一面镜子，反映了被政治、工业、社会和思想变革所塑造的世俗化社会，它通过藏品和场景的展示表达了社会的奇趣、知识、品位和热情，也表现了新的集体信仰、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接触文化遗产的趋势及面向未来中心主义社会的定位、雄心、竞争和风尚。简而言之，博物馆象征着所谓的全球化——曾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因此，博物馆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然而，尚未有人撰写过博物馆世界史。

本书将尝试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以上为《博物馆，一部世界史》引言部分节选。）

注释：

① 支撑这一结论的经验依据详见我们的研究成果：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 Paris-Venise, XVIe-XVIIIe siècle, Paris, 1987, et Des saintes reliques à l’art moderne. Venise-Chicago, XIIIe-XXe siècle, Paris, 2003。

② Voir notre L’Ordre du temps, Paris, 1984, et « Las Ideologías: un legado ambivalente de la Ilustración », in Roger Chartier, Antonio Feros (dir.), Europa, América y el mundo: tiempos históricos, Madrid- Barcelone, 2006, p. 191-212.

③ Voir notre « Le musée et le temps », in Olivier Bonfait et al. (dir.), Curiosité. Études d’histoire de l’art en l’honneur d’Antoine Schnapper, Paris, 1998, p. 431-447, et in L’Empire du Temps. Mythes et Créations, catalogue d’exposition, Paris, 2000, p. 262-279.

④ 美术（beaux-arts）是纯粹供美学欣赏的艺术，应用美术（arts appliqués）是带有功能性和目的性的艺术。—译者注

⑤ 原文此处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反抗法西斯势力、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抵抗运动”成员，此处取引申义，译为“民族斗士”。—译者注

《博物馆，一部世界史》

[法]克日什托夫·波米安

(Krzysztof Pomian)著

高晨翔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