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作为汉朝的使者，返回后向汉武帝汇报他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讲到一件令他感到困惑和惊讶的事时，他提到：

我在大夏国时，看到有邛竹杖和蜀布，便询问当地人：‘这些是怎么来的？’大夏人告诉我，这些物品是通过商人从身毒国（即古印度）运来的，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距离这里几千里远。而且，身毒国的人是骑象作战的，国家也临近大水。

大夏国，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和土库曼斯坦东南部，距离汉朝首都长安有上万里的遥远距离，中间还被匈奴阻隔。张骞在这里竟然看到了蜀地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且得知这些物品来自远在东方的身毒国（即古印度）。这意味着，在张骞开辟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之前，蜀地已经拥有一条通往古印度的交流通道，这就是后人称之为蜀身毒道的古老通道。

那么，这条直到张骞才知道的隐秘通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呢？

1986年，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了1号和2号器物坑。在出土物中，尤其是大量的海贝引起了广泛关注。经检测，这些海贝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它的特征是中间带有齿形沟槽，这种贝类只在印度洋深海水域出现。

这表明，至少在大约3600年前的三星堆文明时期，蜀地就与古印度开始了文化和物资的交流。不仅如此，2020年起，三星堆遗址中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一尊铜制的兽首冠人像。研究专家认为，这些铜像的冠部设计可能以象头为原型，插入了象牙，显示出三星堆人可能有祭祀象神的传统。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物品，尤其是带有典型祭祀场景的器物，表明在多神崇拜的三星堆社会中，象神（或象头神）也被视为神灵之一。而类似崇拜象头神的传统，除了三星堆文明外，古印度也有这样的信仰。

三星堆文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器物，如仿制自殷商文明的青铜尊和罍，以及直接来自二里头文明的牙璋，证明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有着深刻的互动。

然而，这种互动远不仅仅是贸易往来那么简单。单纯的贸易无法解释三星堆人为何会将尊、罍、牙璋等具有特殊意义的礼器提升到宗教信仰的层面。

有趣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在对三星堆和殷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矿料来源检测时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出土的青铜器普遍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铅料，而在郑州商城、垣曲商城、殷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则采用了两种铅料：高放射性成因铅料和正常铅料。研究表明，这种高放射性铅的来源可能是位于云南四川交界的矿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文明消失后，含有高放射性铅的青铜器也消失了。这表明，三星堆古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站，既接纳了来自古印度的海贝，也控制了通往殷商王朝的铜矿。

正因为三星堆处在中外文化交汇的特殊位置，导致其文明呈现出极强的多元性与融合性。例如，神庙、黄金面具、黄金权杖、太阳轮以及象头冠等元素都可以在三星堆遗址中找到，这些元素与中原文明的特色有很大的不同。

三星堆文明出现古印度甚至古埃及的元素，也因此变得更为容易理解。但张骞在大夏国的困惑，依然没有完全得到解答。 《史记》和《华阳国志》都认为，养蚕和缫丝的源头在蜀地。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政事论》一书也提到，Cina（即指代中国的梵文）生产的丝绸非常华美，且极为贵重。因此，身毒国的商人愿意冒险通过翻越横断山脉，贩运蜀布到远方，合情合理。但除了蜀布外，另一样让身毒商人贩运的物品是邛竹杖。这种竹杖是用蜀地的竹子制成，最典型的特征是竹节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印度和缅甸地区也有竹子，但古印度商人为什么要从蜀地运送竹杖呢？大夏人又为什么愿意穿越险峻的兴都库什山脉，从身毒商人那里购买这类竹杖呢？ 三星堆1号坑出土过一根金杖，这件金杖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三星堆文化外来元素的重要证据之一。因为其他华夏文明遗址并未见过类似的物品。 然而，考古报告指出，这根金杖内部残留了木质杖的痕迹，意味着金杖内部可能包括某种植物，而外表则有类似竹节的结构，并且饰有有人的头部形象和箭贯鱼鸟的图案。这个图案与陕西宝鸡西周时期弓鱼国墓地的出土物非常相似。 因此，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不可能完全是外来物。而有可能，蜀地特有的邛竹杖在传入三星堆后，被神化并用金箔包裹，形成了这一独特的器物。 三星堆文明虽广泛吸纳了外来文化元素，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改造，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精神世界。例如，三星堆的青铜器采用了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泥模块铸法，而不是西方流行的失蜡法。不过，三星堆的青铜器外形则显得更加怪异，特别喜欢将不同类型的器物分开铸造后堆叠。 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其树干部分外形类似竹子，并且有节段。可以推测，这根神树的主体部分可能就是象征蜀地特有的邛竹。若真如此，那么邛竹杖在三星堆文明中可能不仅仅是日常用品，而是有着宗教或信仰层面的象征意义，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大夏人愿意从身毒国贩运蜀地的竹杖。 权杖最早起源于近东地区，并随着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入主南亚次大陆而传播到了古印度。权杖在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地通常代表着世俗的权力——古埃及国王用权杖来象征自己的生杀大权，而古印度的雅利安人则以权杖来维持种姓制度。 然而，在三星堆，三星堆人将这种来自外界的权杖文化与蜀地的竹神信仰结合起来，赋予了其神秘的宗教性质，并将这种文化输出到南亚和中亚地区。 《华阳国志》还记载了蜀地特有的竹神崇拜：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人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这显示了竹子在蜀地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显然，张骞在大夏看到的竹杖，是作为神圣之物被对待的，而这背后正是三星堆文明对中亚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其崇竹文化的传播。